瞭望 | 20世纪前50年旧西藏经历三次社会危机(5)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2019年8月21日摄）杨乐摄/本刊

驱汉事件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驻西藏的川军分裂两派，一部分勤王，一部分支持革命，但更多的是内部哄乱。英国抓住时机推动西藏从中国分离。“1911年底，印度总督明托到大吉岭与达赖晤面，进行策划。1912年1月，达赖派达桑占东从印度潜回西藏，组织一万多民军，煽动民族情绪，围攻驻藏川军，并掀起反汉暴动，走向民族仇杀和分裂祖国的罪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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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次年，流寓印度多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支持藏军向川军发动攻击，结果又是英方出面“调停”，驻藏办事长官钟颖及各地川军，孤立无援，不得已放下武器，经由西藏边界到印度，有的留在印度，有的返回内地。此为第一次“驱汉事件”。

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享年58岁。国民政府认为这是申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主权、接续中央与西藏地主关系的良机，当即指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进藏致祭，“黄慕松在拉萨停留期间，和噶厦方面进行了多次政治性会谈。但由于噶厦方面顽固坚持他们在西姆拉会议上的分离主义立场，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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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慕松抓住机会，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以延续中央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之部分功能。

1940年1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达拉萨，看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登珠，上报国民政府，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命令，特准免予掣签。然后与摄政热振活佛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吴忠信在报告中感慨：“综观此一阶段内中央与西藏之关系，外有英人之指使，内有达赖之反复，冲突频仍，纠纷迭起，洵属两方感情最恶劣之时期。此后筹藏，必须将此种恶影响洗刷尽净，始能有进一步之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