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几名负责人于1934年12月12日召开非常会议，研究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当天，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并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

贵州省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认为，“通道转兵”是一次战术转兵，让红军暂时脱离险境，但“为什么会惨败”等战略分歧仍未解决，“红军处于关键而又难以决策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周恩来于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等多数人的意见，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军事战略指引下，挥戈西进，连克剑河、镇远等县城，于1934年12月下旬抵达乌江南岸，把十万敌军甩在湘西南，使得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围歼”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至3月先后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期间，党中央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上未能完全解决的组织领导、军事领导、常委分工等问题，成为遵义会议的完善和继续。

一渡赤水之后，在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集结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开会讨论常委分工问题，明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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