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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多方面决策的失能

代际流动性不断下降是经济不平等恶化的重要表现。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正在经历严重阻塞。在1960年代后，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有30%的可能跻身于中产阶级，跻身于前20%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不到5%。

在诸多影响社会流动性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政策领域中，教育和医疗体制尤其重要。

美国国会曾称，在教育方面每投入1美元，即可获得7美元的回报。然而，这些年来，美国对该问题显然不那么重视。一份OECD年度教育指标报告显示，2010-2014年，美国在中小学教育上的总支出下降了3%，人均教育支出下降了4%。同一时期，OECD35个国家的教育支出人均增长5%，其中英国增长32%，葡萄牙增长27%。

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生产越来越依赖复杂的技术，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教育的溢价明显，与此相对应的是低教育水平人群的机会匮乏。有数据表明，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在美国近1600万个新增工作岗位中，提供给无学士学位者的只有300万个，针对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作岗位仅有5.5万个。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美国代价昂贵的医疗体制。与普遍承认医疗保健是基本人权的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步履缓慢。二战前，美国实行工资管制制度，雇主不能随意提高工资，因此另辟蹊径，通过提供医疗保险等福利来吸引好的人才。美国企业逐渐承担起雇员的医疗保险责任。

二战后，美国原本有机会成为第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这一时期，因南方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杜鲁门总统试图推行全国医疗保险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1970年代后，美国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外竞争以及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便逐渐通过401K计划将保险责任转嫁至企业员工，导致美国社会保障网中私人出资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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