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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大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行专门论述，强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在持续降低，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从60%左右降至30%左右，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从高点的7%降至不足1%。但这种外部依赖的降低更多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的脆弱性要更加显著一些。一方面，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供给总体来看技术含量较低，可替代性较强。即使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像我国这样体量的生产国，无法做到价廉物美，但假以时日，其他国家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我国的生产，差别只是在于价格或质量，而非绝对的不可获得或不可替代。另一方面，我国对其他国家供给的依赖程度从量上虽然不高，但在关键技术、中间品和设备上却存在较为严重依赖。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加紧了对我国高新技术出口的限制，不断扩大实体清单，影响了我国一些科技主导型企业的发展，侧面警示了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脆弱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着力构建更加完善、抗风险能力更强的产业链。具体而言，一是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我国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加紧锻造“杀手锏”技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二是要补齐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加强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打通阻碍循环畅通的各个堵点、降低对外部供给和需求的依赖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新形势、降低风险、保障安全的必然选择。尤其从供给侧看，虽然我们不可能追求所有领域的自主可控，但必须在整体上实现供应链的安全可靠，并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要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国际市场可获得性、对不同来源的依赖程度以及不同来源之间的可替代性做出细致的评估，再根据每个技术和产品的重要程度、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来决定追求自主可控的程度。这里的依赖程度并不完全是当前的进口份额，而是要结合相关技术和产品从不同来源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和经济性等多个因素来综合考量。

要降低对其他国家的进口依赖，尤其是在关键技术和产品上的进口依赖，就要秉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念。一方面我们要自力更生，尤其是在“卡脖子”技术的研发上，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通过加大投入、调动全国资源来集中攻关，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在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市场化方面，要积极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技术转化的效率和效益。当然，即使在自主可控技术的开发中，也要尽最大可能通过国际循环获得国际资源，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此外，我国要充分发挥当前工业体系完善、工业基础雄厚、已经掌握较完整的工业技术体系的“长板”优势，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在重点领域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增强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提升产业质量。

我国产业链的综合优势不仅目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替代，而且在未来还会随着新产业的成长而更加完善。在产业分工日益复杂的今天，我国正是凭借着强大的产业链配套设施保持着“世界工厂”的地位。一些发达国家在近些年推出了“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给予回流企业政策补贴，但从结果来看该系列政策却是见效甚微。我国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设施优势使得这些产业转移或者回流的成本巨大，企业在选择转移或回流后，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可替代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活动，给企业生产活动的顺利高效开展造成了许多困难。

我国在拥有完整产业链体系的同时，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做到精细化、复杂化，通过不断优化提升产业链竞争力，这也是我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缺少一环的重要原因。同时，拥有高度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将会是我国在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萎缩以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经济发展难题时的最大优势之一。未来构建更加可靠的产业链，应当完善从设计、开发到生产的整条产业链上下游的各个环节，特别是高技术中间产品的生产环节，从而实现产业链体系的自主性、完整性。通过推动制造业发展从主要依靠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中高端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不断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与主导能力。应尽快推动关键行业供应链的本地化，对采购本地零部件、原材料的企业进行适当支持。

新基建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动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浙江考察时曾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在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们应继续推进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我国在新基建领域的领先地位。新基建以及数字技术具有强大乘数效应，将在未来为各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提供强大动力。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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