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着一定风险挑战，新型举国体制的突出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都曾经提出关于产业和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使得它们在信息时代的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正是通过集中力量和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优势，从而达到科技创新的目标。

其三，当今世界数字化高度发展，并逐渐与全球化形成了叠加效应，更容易形成系统性的重大风险。因此，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优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深化对外开放，又要应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各种挑战。可以预见，未来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并且将更加直接和激烈。我国仍然处于“赶超型现代化”的历史情境中，依靠以动员式治理为关键机制的新型举国体制在国家重点项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彻底解决好关键技术上的“卡脖子”难题，是屹立于世界强国的“不二法宝”。

新型举国体制对于风险的承受、应对、化解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它与群众路线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是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的核心特质。在疫情防控中，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并精准施策，高度组织起全国范围内各级党组织、社区基层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形成有力的社会动员网络。得益于新型举国体制，中国抗疫行动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巨大成功。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和民众也看到了西方以“适者生存”为逻辑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巨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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