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这些问题的产生，究其原因是我国原有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人地关系，包括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长效保育、与保护地相关的人类社会的平衡发展与合理利用、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

如何从体制机制层面加以统筹解决？张玉钧表示，需从解决多头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完善多种途径的社会参与机制等方面加以解决。

张玉钧进一步解释说，目前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已经转由专门、稳定的权威机构行使统一管理，原有管理模式造成的空间上交叉重叠、管理碎片化的诸多问题将彻底得以解决。而通过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可以满足自然保护地的“人头费”、办公费、资源保护费、科研费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等基本需要。“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保护能力，也是全民参与人地和谐关系构建的重要途径。”

在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方面，张玉钧表示，国家除对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进行监管外，还会严格履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职责，实施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这将对我国自然资源资产的确权、规划管理和监督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应逐步建立常态化、强制式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以保障社会各界的知情权和拓宽参与渠道，并保证从规划到实施都置于社会、公众强有力的监督之下。

“不同类型与级别的自然保护地不仅具有明确的设立基准，而且资源禀赋优势突出：国家公园是最具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因其质量与稳定性高而成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依据主要保护对象的类型，自然保护区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野生生物和自然遗迹三个类型；依据自然资源禀赋等，自然公园可分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草原公园、荒漠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等七个类型。”张玉钧表示，整体上的分类分级管理将是未来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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