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如期召开。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作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对共产党处理问题》和《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生完第三个孩子还未满月的沈安娜，不能参加会议速记，主动协助科长整理抄写材料，获悉会议全部内容；为了寻找已由大会秘书处润色定稿的正式油印件，她又去了印刷股，趁乱从等待销毁的文件中抽取早已看中的文件。由此，在没能担任会议速记的情况下，沈安娜依然获得了会议的全部重要情报，她笑称“那是个艰难而有收获的季节”！

按住蒋介石“脉搏”

1942年8月，直接联络人徐仲航被国民党抓获，党组织为防敌人“放长线，钓大鱼”，临时中断了与沈安娜的联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克坚遵照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指示，到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凭着记忆走到沈安娜住处，指示沈安娜重点搜集国民党有关国共和谈的内部考虑及反共部署。

1946年1月，旧政协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国民党政协委员每晚秘密召开党团会策划如何对付共产党，决定攻守要点，确定谁唱红脸谁唱白脸。沈安娜不管多累多苦，坚持担任会议速记。每晚回到家已是深夜，她顾不上吃饭，急忙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一式抄两份，一份准备第二天上交机要处，一份由华明之立即密写密藏，连夜上交党组织，帮助中共代表团及时知晓国民党的底牌。第二天政协会上，国民党委员刚说完，就被中共委员列举大量事实予以回击，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顽固分子把政协会议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通过的宪法原则“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沈安娜意识到，此次全会将决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施政方针、战略决策，必须全力以赴搜集会议所有材料，但各速记员轮流工作，半小时一整理，单靠她一人根本无法做到。潜伏多年的沈安娜深知国民党内部规定，“在召开大型会议时，经机要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直系亲属到大会秘书处临时帮忙”。她叫上华明之参与会议工作，协助科长修改、润色、校对、编辑记录稿，获取他人速记。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她又以孩子在家无人看管为由，晚上把材料带回家整理，陆续上报会议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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