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一个梳着辫子的少年倚着公交站牌。我走近时他皱了皱眉。他叫马利克（Malik），他告诉我，他对巴尔的摩市市长称年轻的抗议者为“暴徒”感到生气。他认为该市的领导人都不关心像他这样的年轻黑人。当时15岁的马利克（Malik）对我说：“他们谈论‘我们的未来’，但是却杀死了我们。”

马利克对黑人生气，而不是白人。他谴责的城市领导人都是黑人。

每个抗议运动都需要有发泄愤怒的焦点。民权运动的对手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阿拉巴马州的“公牛”康纳；#MeToo运动针对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但是格雷事件的抗议活动并没有真正的对手盘，我认为这对他们不利。

当人们终于看到因格雷之死而被捕的六名警官的照片时，我在巴尔的摩旧城区感受到了人们明显的失望，六名警察一半是黑人。该市的警察局长和市长都是黑人。当巴尔的摩由黑人领导人控制时，抗议者是如何声称格雷是种族主义警察和政客的受害者的？

先前抗议活动针对的警官像幻像一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许多人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不过，弗洛伊德的抗议者可能拥有一个完美的“反派”——特朗普。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对抗议者起到了动员作用。

许多人被他的推特激怒，他说：“抢劫开始，枪声响起。”抗议者被催泪弹和胡椒子弹驱逐，以便特朗普走出白宫在教堂面前摆拍，这举动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抗议者，华盛顿市市长鲍泽说。

俄亥俄州凯斯西方储备大学的法学教授布莱恩·亚当森（Bryan Adamson）对我说：“作为领导者，他在这一刻完全无能且笨拙。”“他设法煽动了种族主义的火焰。”

警察的文化将不同

1992年洛杉矶的另一个记忆告诉我，这次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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