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疫情中的一些封闭措施是否意味着一种未来的常态化的问题，主要与人们对既有的全球化态度有关。疫情暴发后，一方面，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关抗疫物资紧张的问题，它引发了人们对过去一个时期世界产业结构趋势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极端形势之下，各国相继采取了一些限制人员正常流动、包括关闭边界的行动。人们担心，这些非正常的举措会影响到未来全球的合作，包括怀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终结了”。这种担忧显然不只是个别现象。最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邀请了12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就此次疫情对之后全球秩序的影响问题进行预测。多位学者表示了对此次疫情之后全球化的进一步消退的不安，强调全球供应链所受的经济和政治打击可能导致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仔细分析这类观点所指涉的一些现象，它们的确是存在的，但这些现象本身并非新现象，它们实际上是过去一个时期既已存在的一些趋势性变化的一种放大，或者说是对过去一个时期国际社会既已存在的一些孤立主义趋势的进一步放大。后者主要显示为过去十多年欧美国家政治上普遍表示出的民粹主义趋向，以及它们所表达的逆全球化政治取向。

不过，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所分析的，鉴于这场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破坏，短期内，西方国家关于大战略讨论中的各种力量，包括民族主义者、反全球化者、对华强硬鹰派甚至是自由国际主义者似乎都能够从这场疫情中找到新的证据。但正如他所强调的，这之中同时可能存在一种缓慢的、反向的逆流，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将会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一些学者也从正面回应了这种变化趋势。如原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原印度驻中国大使希夫山卡·梅农强调，判断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最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目前有三种趋势已较为明显。首先，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将改变当前的国内及国际政治生态，政府显示出了在治理中的回归。其次，这也并不意味着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的结束，因为流行病本身就是人类相互依存的证明，尽管一些国家的政策显示了向内寻求对自我命运控制的趋向。再者，人们也从各国共同抗击疫情的活动中看到了希望和良好的意愿。因此，如果此次疫情能够让人们认识到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多边合作的实际利益，它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意义。哈佛大学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也强调，疫情中各国医护人员、政治家乃至普通民众所展示的坚韧、效率和领导能力，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应对并最终战胜这一挑战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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