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由生物安全的特性决定。它几乎涉及所有与生物体、生物制品关联的实践领域。在社会管理层面，生物安全涉及部门众多，影响广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传统的生物安全问题依然存在，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传染病疫情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波及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快、危害性更大。此外，基因组学、基因编辑、合成生物技术等的误用、滥用或者疏忽，都可能给社会带来诸多复杂的新型生物风险。

二是由生物安全的重大风险决定。近年来，由生物安全引发的各类风险已渗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对国家核心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从全球范围看，生物安全形势呈现负面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伤亡人数多、经济损失大、防控难度大的特点。一个国家如果出现生物安全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其公民健康、社会秩序、经济运行、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

三是由目标任务决定。生物安全的社会治理旨在弱化或消除生物风险，重在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加强生物安全治理，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

朱康有：2003年以来暴发的多起重大疫情，引发人们对我国生物安全的思考和关注。“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这些重要表述，体现了国家意志和顶层设计。

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中，生物安全既涉及外部安全又涉及内部安全，既有传统安全因素又有非传统安全因素，既关联自身安全又关联共同安全，且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安全”的构建。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生物安全与人民生命健康紧密相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