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一段历史,余凌云认为具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在内容上已趋完备,有关国旗升降仪式、礼仪举止、商业禁忌等内容的规定更加细腻,尤其重视各类学校的国旗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涉外企业的国旗管理问题。其次,严惩了故意在公众场合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国徽的行为,明定将其定为犯罪行为。此外,以国旗来表达国家的某种态度或姿态,引导某种价值取向,已趋成熟。

余凌云举例说,以往实践中,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后才降半旗以示哀悼。国旗法增加了“对中华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为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逝世后下半旗以示表彰与哀痛,以及“发生特别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因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时”,也可以下半旗表示哀悼。

但在余凌云看来,还有一个任务,立法似乎还远没有完成,那就是时至今日,有关国旗的礼节和升降仪式的规范尚不明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并没有及时规范国旗的礼节和升降仪式,当时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待国旗为广大群众所充分习惯及充分产生感情后,再考虑作必要的统一规定。但实际上,国旗的礼仪本身就具有训导教化的作用。”余凌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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