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奇村
“浙江村”的出现,在当时商品短缺的年代,不啻一条“鲇鱼”。它冲击着传统国营商场的计划体制,更为普通市民的衣着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对于“浙江村”形成的历史,官方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温州地区农民进入北京大红门地区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逐步形成了“浙江村”。
“从我记事儿起,不少浙江人就开始在村里活动,有蹬三轮的,有擦皮鞋的,有卖糖葫芦的,也有做服装裁剪生意的。”
北京丰台区南苑乡村民王佳生于1982年。在王佳的记忆里,自己8岁左右的时候,父母把家里200平方米的院子租给了浙江人,“20多个人租住在我们家,开起了服装小作坊加工厂。”
而在温州籍学者项飚的考察中,“浙江村”的形成却更富有传奇色彩。关于谁是大红门“浙江村”最早的“村民”,至少有三种说法。有人说是一位曾在北京读中专的浙江人,有人说是曾在天桥商场补鞋后来经营布料的一位浙江人,还有人说是一位在包头经营服装的浙江商人,在回老家途中经过北京,意外发现原本的“积压货”非常好卖,于是留了下来。
1992年起,项飙开始了长期的“浙江村”调查。根据他的考证,最迟至1983年,已经有浙江商人开始在北京南城一带经营布料、服装生意。
据最早一批来大红门的浙江人回忆,从王府井的商场里买来衣服拆开当样板,在小作坊里“照葫芦画瓢”生产,再送到西单、王府井、天桥等商圈的商场、服装店通过“代销”“租柜台”的方式销售,或到前门、长椿街等地摆地摊,这些精明的“浙江村”“先驱”们打通了服装生产、销售环节,并借此积累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皮夹克在北京兴起,“浙江村”商户从中嗅到了商机,凭借成本低廉的优势,“浙江村”生产的皮夹克很快占领了北京市场。不管是外地来进货的商贩,还是来此零购的市民,大都奔着皮夹克而来,“浙江村”一时成了“皮夹克村”。
“浙江村”的出现,在当时商品短缺的年代,不啻一条“鲇鱼”。它冲击着传统国营商场的计划体制,更为普通北京市民的衣着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以前百姓买衣服都来商场,那时候突然就多了个‘浙江村’,抢走了很多生意。”曾在北京的长安商场、西单商场工作多年的肖扬(化名)回忆,她第一次去大红门的服装早市时,才发现那边的衣服不仅便宜、款式新潮,而且摊主们“都特别会做生意”。
曾在永定门外居住多年的“80后”北京市民刘洋记得,小时候对大红门的印象就是:“那里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即使是经过一次“倒爷”之手,卖到城里的服装店销售,还是比大商场里的衣服便宜很多。
1994年,北京市丰台区为大红门地区上万服装加工户提供经销场地的京温大厦正式建成使用。“京”“温”两字分别代表着北京和浙江温州。
在当地很多村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涌入大红门地区的外地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项飙在他《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中写道:到1994年,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10万人,而本地的北京人只有1.4万人。这些外来人口,多数来自浙江,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
京温大厦投入使用后几年间,北京南中轴路形成了一条2公里长的服装商业街。
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北京新世纪服装商贸城、连发轻工市场等20多个大型服装批发交易市场相继建成使用,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各式各样的服装广告牌林立其间,散发着大都市浓郁的经济氛围。
到90年代末期,低价服装的市场被“浙江村”抢走了不少。“逛商场买衣服的,主要就是中老年人了。即使有年轻人,也是来买一些高档名牌服装。”肖扬说,那会儿流行一个词,叫“拿货”。中学生、小青年们结伴去大红门买衣服,只要说是“拿货”的,就能冒充批发商户,以较低的价格买下衣服。
2003年,首届大红门服装商务节开幕,北京丰台南苑乡政府在此期间宣布,要把大红门地区打造成10平方公里的集服装商贸、加工和配套工程为一体的现代化商业区。
大红门服装市场逐渐摆脱了曾经低质低价的状态,商户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与此同时,意大利皮尔·卡丹、法国梦特娇等品牌登陆“浙江村”,红豆、恒源祥等国内知名品牌代理商也选择在此落户。
此时,“浙江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大红门地区,向北拓展到了东城区永定门外地区,向南延伸到大兴区的西红门、青云店等地。从设计到生产,从批发到零售,一条服装产业链在北京南城蓬勃发展。
到21世纪初,大红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市场。当时平均日吞吐货物量可以达到1600吨,年交易额达300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
▲2017年10月21日，沧州明珠商贸城全景。（供图/杨铁梅）
空前变局
遍布于北京中心城区的大红门、动物园、十里河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已经成为“大城市病”集中爆发的区域,与首都的城市定位格格不入
由于大量的浙江人涌入,“浙江村”的本地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搞起了“瓦片经济”,靠“吃房租”生活就很富足。“2009年,我家盖起了二层小楼,十多间房屋租给了30多个人,每月的房租就有将近1万元。”1991年出生的村民刘文杰说,“有的村民家里有100多间房屋,一个月租金收入有好几万元。”
虽然钱包鼓了,但大量的人口涌入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烦恼:拉货的汽车、三轮车横冲直撞,道路拥堵不堪,噪音扰民长期存在,垃圾随处可见,打架斗殴时有发生。
“碰上下雨天,污水到处都是,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哪里有个‘首都’的样子?”王佳说,“上中学那会儿,我就经常想,我们这地方啥时候能整治整治,让老百姓有个好点的生活环境?”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副乡长王健说,“浙江村”历经20多年的发展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繁荣,但人员大量聚集也随之带来了“大城市病”,社会治理一直是大红门地区的难题。
2011年4月25日,大兴区旧宫的一座四层楼房发生火灾,17人死亡,25人受伤。在很多人看来,作为“浙江村”服装产业链条的重要地区,大兴旧宫的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
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依托于大红门市场在大兴区部分村镇形成的服装生产集中区域,正规的厂房仅占30%,而70%则是小加工点。大兴旧宫火灾的事发地正是一处家庭式小作坊。
2013年5月3日,大红门京温商城内一名女子坠楼。5月8日,京温商城门前发生大量人员聚集情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天看来,这似乎是“浙江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后来“坠楼事件”得以平息,但这座超大城市的管理者还是意识到,遍布于北京中心城区的大红门、动物园、十里河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已经成为“大城市病”集中爆发的区域,与首都的城市定位格格不入。
2014年2月2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拉开序幕,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这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牛鼻子”。大红门、动批这些长期“盘踞”在北京中心城区的批发市场,成为疏解的主要对象。
▲2016年7月7日，丰台区政府部门向商户宣传疏解政策。（供图/杨铁梅）
2015年,北京市启动大红门地区服装批发市场疏解提升工作。
在历史上,大红门“浙江村”经历过很多次整治。20世纪90年代,因为环境脏乱、治安较差,大红门的路边服装早市被取缔,商户们搬进商城经营。
这一次,商户们也觉得和以往一样,也许只是“一阵风”。
最初的一两年,商户们搬迁的想法并不多。一些商户在河北等地买了商铺,也只是为了扩大经营。
在大红门服装商户圈里,杨铁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名曾经的大红门街道文教科科长,和“浙江村”的商户们打了多年交道,“商户们的孩子要在北京上学,要到文教科办入学手续。”时间久了,杨铁梅的手机里存下了上千个浙江商户的号码。
大红门地区疏解启动后,杨铁梅有了新的职务:南苑-大红门地区疏整促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疏整促开始后,这些号码派上了用场。听说了将要疏解、搬迁的消息,商户们都来找杨铁梅,问她下一步该去哪里。
面对疏解,一些商户开始“病急乱投医”。有的到燕郊租了摊位,有的到石家庄开了店铺。但由于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有的因为政策调整,有的因为市场饱和,经营难以为继。
杨铁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疏解,并不是单纯地让商户离开北京,重要的是为商户找一个更好的发展承接地。
“所谓‘好’,就是要让商户去了有生意,能挣到钱。”
疏解并不难,难的是找到适合的承接地。
“嫁女儿的心态,”杨铁梅一直这么形容,商户们也乐于把杨铁梅比喻成“娘家人”。杨铁梅说,她来北京工作20多年,亲眼看到了服装商户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
“‘浙江村’存在了三十多年,不能因为北京的疏整促行动,就让商户们有了被抛弃的感觉。”于是,杨铁梅带着商户跑遍了河北沧州、廊坊永清、天津西青、河北石家庄,还有白沟、燕郊。每一个未来的承接地,杨铁梅都了然于胸。
“浙江村”的生意圈,从来都是和亲友圈融合在一起的。两个圈子的相交之处,就是浙商的核心圈。即使当着客人,凑在一起的浙商也会讲家乡话。
曾是越剧演员的杨铁梅懂得浙江话,因为她以前是越剧演员,这也让她从没被当作外人。永清距离近,对接北京有便利；沧州位置远,但发展空间大；石家庄和天津西青,市场接近饱和,但好处是地处大城市……就像做分析报告一样,杨铁梅分析了每一个承接地的优缺点,商户们渐渐地找到了方向。
▲2017年10月22日，落户沧州的大红门商户正在经营服装。（供图/杨铁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