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序言》中，马克思把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即黑格尔所提出的“社会意识”，归结为人的“精神生活”，并以之与“经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相比较。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推动的，但必须同时注意到，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却是“或慢或快的”，因此，“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述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和“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含义。这种特殊含义，植根于德语中Kultur（文化）与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义，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文明”，其实就是指以英国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文明，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文明”往往是指资产阶级的文明，而提出与“文明”不同的“文化”，这本身就指向对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新的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物质生活”变革的追求，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对“政治生活”变革的探索，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而对“精神生活”变革的求索，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五四运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方向，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化自信”为什么是最根本的自信。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而真理之光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灿烂辉煌。今天，我们重读习近平同志这篇文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当代中国最关键问题的深刻回答，也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是从中国实践中来的，并成功地指导着中国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