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金华市金东区浦塘村。咿咿呀呀的二胡声仿佛从时光深处传来，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到文化礼堂里，唱和着传统戏曲婺剧古老的旋律。

“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要求与设想，正在浙江农民的生活中逐渐变为现实：有职业尊严、有个人价值、有文化意趣，岁月静好，盛世安和。

陆：烛照

在无尽的时间轴上，2002年之后的浙江与2012年之后的中国，似乎有着许多巧合。而历史的巧合往往深有寓意，回望来时路，巧合当中蕴涵着必然，路径当中隐藏着伏脉。

世纪初的浙江与十年后的中国是何其相似！

2002年，浙江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浙江人更早感受到“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仅占GDP比重不足5%的农业，还要不要？该何去何从？百姓钱袋子鼓了，可环境脏乱差，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日益拉开的城乡沟壑怎么填？农民进城后，乡村日渐空心化，又该如何重现活力？十年之后的中国，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也同样遭遇到这一时代之问。

世纪初的浙江，同样面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当时浙江的山海之间，用直线将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和温州市苍南县大渔镇连接起来，出现的是一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分割线，被叫做“清大线”。主要位于“清大线”西南侧的丽水市、衢州市和舟山市，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沿海发达地区的50%左右。而把这条线左右翻转，放大到全国，就是多年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东部与中西部分界线。

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是当时的“痛点”。浙江从2003年开始，要素供给全面紧张，“有项目无地建设、有订单缺电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依赖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遭遇内销压价和外部“反倾销”的双重挤压。那时，浙江因为闹“电荒”，工业企业“停二开五”“停三开四”是常事，甚至连西湖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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