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清理，我们究竟该说点什么？
前两年，我总是担心秋天的到来。不是秋天不美好，而是一到板栗成熟的季节，我家旁边的栗子摊就开张了。栗子摊摆在隔壁那座楼的楼道里，炒栗子的铁皮炉子几乎就在屋檐下，最糟糕的是，摊主用一个小喇叭终日循环播放叫卖的口号，经常把我吵到崩溃。后来，大概是隔壁那座楼出现了消防安全问题，楼道里的各种摊点被彻底清除，叫卖栗子的声音才终于停息下来。
十来年前，我刚搬到这里居住的时候，家门口那条街上有好多个烧烤摊。作为一个夜行动物，我跟卖烧烤的小贩混得很熟，知道他们来自哪里，老家的生活状况如何。但我在享受露天烧烤的便利的同时，心里也经常很纠结。尤其是在空气质量糟糕的时候，看着烧烤摊冒出的股股浓烟，就觉得自己的每一次“光顾”都像是犯罪。虽然也很体恤摊贩的生计，但暗中也希望他们改行。那时候，我经常目睹他们和城管打游击，好在城管最终还是赢了。走在没有烧烤摊上的街道上，有时我会想起那对来自湖北的夫妇和他们的亲戚，但还是觉得，没有浓烟的街道比较美好。
城市生活藏着很多悖论。便利与嘈杂，廉价与危险，经常是拧在一起的。人们很容易习惯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同时忽略对他人不利的另一面。比如，习惯了叫外卖的人，既不想知道也无从了解，外卖小哥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每个月挣多少钱。只是在听说他们遭到了不公正对待，比如被扇耳光时，才会生出同情之心。这是一种习见的、来自日常的忽视与漠然，并没有苛责的必要。
发端于西红门的那场大排查、大清理、大整顿开始之后，我听到了很多同情的声音。团结湖参考的读者群里也有很多争论，甚至有人因为意见不合愤而退群。能够发出声音的人，其实大多数都不是住在地下室或群租房里的，他们为什么也会感到不满意呢？有的人是对底层群体怀有真正的怜惜，有的人是被个别编造的词汇所撩拨，有的人是因为强烈的代入感、从他人的境遇联想到了自己的烦恼，还有的是来自所谓的中产阶级恐惧。在这其中，最响亮的声音其实是来自某些蹭热点的自媒体，他们未必有什么道德立场，只是希望世界更嘈杂一点，以便他们收割更多的流量。但是，一般人只是被奔淌的情怀所裹挟，哪里来得及辨认它们的成色呢？
我在说服那些激愤者的时候，用了这么一句老话：“不以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在我看来，西红门等地的大整治大清理，其实就是这句老话的现实表现。不曾深入城乡结合部的人，很难了解所谓安全隐患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在看到大量现场图片和实地报道之后，应该就能够理解，对待那些积攒已久、格局固化、利益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不用霹雳手段是很难斩断乱麻的。把人们从
“三合一”、群租房之类的住处清理出来，目的并不是要赶走外地人，而是要避免类似火灾一再发生，是要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先要活着、才能更好地生活下去，这难道不是更高的悲悯吗？当然，受到诟病的问题也出在同样的地方。在大清退的初期，“菩萨心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在一个小视频的时代，外界的人们看到的是寒风中的身影、废墟般的现场，悯惜和悲情的感觉从中油然而生。人们从粗暴的具象中，是很难理解隐含的慈悲的。但这种急躁的、不顾及执行对象的难处和感受的做法，很快被有关方面所意识到。蔡奇书记在第三次深入西红门镇指导工作时就指出，专项整治要体现人文关怀，要讲究方法，工作要做到家。他在温和地指出问题的同时，也并没有苛责基层的工作人员。这也许是意识到，由火灾所引发的安全焦虑，很可能是系统性的，也只能通过系统的调适才能缓解。从这之后，一系列带有关怀色彩的行动得以展开，外地务工者在找到新的机会的同时，旁观者的心结也开始慢慢纾解了。
我在不同的场合都曾说到过，一个转型的时代，不可能是无痛的。作为首都的北京，其实也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这主要表现为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不符合城市定位的产业和人群，会被疏解出去。你今天是北京人，明天就可能是唐山人或雄安人，这不是由户籍或阶层所决定的。
我是一个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外地人，我眼里的北京，是一个由北京人和外地人共同建设的城市，也是一个容纳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城市。在这里，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口音而歧视你。北京的活力来源于它的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同时也带来了大城市病，散在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安全隐患，正是这种病症的突出体现。你所悯惜的那群人，很可能正住在冷库的上面，很可能睡在煤气罐的旁边，很可能挤在不人道的鸽子笼里，你不能对此置若罔闻。
你所要做的，也许只是理解，也许只是分享那种痛感，并期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一个没有火光和浓烟的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是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