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田文林：中国崛起需要怎样的哲学指引
国家间的博弈和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战略境界的竞争。一个国家战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其对国际政治基本规律的把握程度;而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又取决于用何种哲学思维作指引。尤其在核武时代，大国间直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空前下降，大国间竞争日趋转向战略竞争。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说：“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显而易见，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不管承认与否，研究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依据某种理论认识客观世界，一旦理论范式和哲学体系出了问题，研究者便可能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误导国家决策。因此，以何种哲学作为理论指引，直接决定战略思维和研究水平的高低。
这种哲学思维优劣之争，首先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许多西方理论都存在唯心论倾向。西方历史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因为西方所依赖的是根据理论建立的模型。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运用与现实完全无关的神话与想象，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政府，而一旦架构完成，这个理想的政府模式便在现实世界中付诸实践。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是最流行的三大学派，现实主义接近唯物主义，但喜欢用静止、机械的形而上学眼光看问题，比如沃尔兹所说的“结构”就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可以解释常态性现象，却无法预测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衰落灭亡。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是“明目张胆”的唯心论。
用唯心史观引导和观察世界，就像从镜子中看世界：表面上它观察到的与现实世界无限逼真，但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用这种歪曲现实的唯心主义指导外交战略，只会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