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烦是国家级贫困县，很多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不到3000元，要他们自己承担1000多元的改厕费用，成本无疑太高。对于农民而言，厕所革命不只是经济命题，更多还是文化习俗层面的变革，这种变革本身就面临着观念的障碍。在此前提下，将县一级的财政责任转移到农民身上，在观念成本外，提高农民为农村改厕担负的经济成本，必然挫伤他们参与的动力。

厕所常常被视作衡量文明的标志之一，这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厕所硬件建设和如厕文化，不仅对应着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且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另一方面，围绕现代化的厕所文化建设所做的努力，同样是地方公共治理是否现代、文明的体现。像农村这种历史欠账比较多的地区，厕所的硬件建设和发展水平，可能不够先进，但是如果在农村改厕的过程中，有一套符合地方实际的推动路径，也能收获民心。厕所革命，不仅要打破陈旧的农村习俗，也要防范形式主义、面子工程等落后的治理思路。

过去的农村治理，无暇顾及厕所建设，职能机构作为引导者的角色缺位，导致如厕文化成为被放任的习俗，经年累月难以撼动。推动农村改厕，实际上是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农村落后习俗进行的文化干预和改良。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不同于城市，城市本身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下水管道和排污设施，负责排污处理的专业市政工种等，这方面农村的基础薄弱。尤其是像娄烦县这些国家级贫困县，哪怕旱厕全部换成了有围墙有顶棚的蹲便器，也并不意味着改厕工作的完成。对农村而言，真正难点其实是后期的日常维护。在没有下水系统的前提下，冲洗式的厕所如何保证使用寿命，同时不至于增加农民日常的养护负担，将决定厕所革命的真正成效。

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厕所革命的成果验收，必须打破唯数据论的思路，防止公共政策在基层走样，以至于一些地方将新建了多少个蹲便器当作政绩来宣传。此外，对于搞形式主义工程所造成的浪费，也有必要彻底调查，看看钱到底是如何用的，甚至是否流入了个人腰包。

（作者：熊志，系媒体评论员）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