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游凝视”的理论视角下，“凝视者”其实对“凝视”的对象有着一种占有欲。而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说得则更直接，“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然而，这类规训、占有和入侵，却并能不适用于某些情境。事实上，类似“追赶藏羚羊”“攀爬雕像”这类不文明旅游行为，本质上就是旅游者的占有欲跟动物、文物保护事业的抵牾。
以“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为例，藏羚羊链接着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特定情境，这一情境明显不适合游客进行“闯入式”的凝视。国家之所以为藏羚羊栖息地设立自然保护区，就是在用人与动物的隔离，给“旅游凝视”制造屏障。但那几名“作妖”的游客任由自己的猎奇欲和占有欲信马由缰，粗暴地冲破了这层潜在的“阻碍物”，这才铸成大错。
再比如屡遭曝光的攀爬文物、雕塑、古树摆POSE以便拍照等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的占有欲冲抵了应有的规则意识，将拍照快感凌驾于文物保护自觉之上。这才让“旅游凝视”嬗变成了不文明乃至违法的行为。
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时代，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在“旅游凝视”中找寻美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观的美，也系于旅行者的文明水准。我们必须遵循自然保护规则与文物保护伦理，才能正确地拍照，否则，再美的照片，也只会成为劣迹与陋习的记录存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