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的中国学生：导师很执着，想做的事情会排除万难实现(3)

付巧妹：他很鼓励我，当时我回到中国做研究，他就很开心，希望我能用古DNA技术来探索中国境内是否有灭绝古人类的分布，是不是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灭绝古人类，他对这些问题和结果非常感兴趣。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研究方向，2020年，我们初步用沉积物古DNA富集鉴定方法从青藏高原“土”里获得东亚第一例丹尼索瓦人线粒体DNA，明确了这种灭绝古人类在晚更新世曾长期生活在东亚。不过，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他们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有怎样的遗传关系，对藏族人群的高原适应性基因有怎样的贡献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再持续去探索找到答案。

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很亲切。昨天得知他获诺奖的消息时，我特别开心，最后总算在凌晨的时候给他发了封邮件。因为我需要静下心来写这个邮件，希望将对他的尊敬和对他获奖的开心表达出来。

新京报：2009年，斯万特·帕博所在的德国马普演化人类研究所与中科院古脊椎所开展合作，成立人类演化与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在推动实验室相关工作方面，斯万特·帕博做了哪些贡献？

付巧妹：在实验室初期，他给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导，对实验室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合作的桥梁，负责采购设备、搭建古DNA实验平台。

2015年，双方合作进一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欧亚人群演化研究，一起合作提取了51个末次冰期欧亚不同人群个体的基因组数据进行分析，这个研究的设想是斯万特主要提出的，我当时担任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很高兴这个项目的工作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发现。当时在古基因组学领域是第一次针对万年前开展这么大规模研究，被学界认为“打破了之前的静态分析旧石器时代晚期单一个体基因组的研究模式，翔实地绘制出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