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不过你我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永别了。
——无名抗日战士的信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普通战士的姓名被人遗忘,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青年,结过婚,有妻子,有孩子,他与妻子都受过高等教育——这一点并不稀奇,当淞沪战争在1937年8月13日爆发时,上海各所高校的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军,加入战斗。尽管他们握惯笔杆子的手握住枪杆时稚嫩而又生疏,但他们自信满满,相信自己的一腔热血会成为捍卫脚下土地的钢铁壁垒。
当这些飞扬着英雄梦想的青年,走上战场后,就会发现英雄与烈士之间的距离,比生与死之间距离还要短,有时仅仅是一发在阵地爆发的炮弹,一颗直射过来的子弹,就能决定一名士兵是成为浴血搏杀的英雄,还是被掀起的焦土连同身体和姓名一并掩埋起来的又一个牺牲者。当他们选择写下书信(有的求助于会写字的同袍)之时,他们已经抱着必死之心在向牵挂的人诉说,如果他们注定牺牲在这里,这是他们作为逝者给生者最后的几句“只言片语”。
在这千万无名的、沉默的背影中,我们找到了你。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2日专题《给逝者的信》的B06-B07版。
无名故事
一名叫胡国丙的士兵,曾经与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同一个战壕中并肩作战。8月23日,日军从张华浜、蕴藻浜附近同时登陆上岸,直插中国军队守备薄弱之处。战斗从当天凌晨时分一直持续到次日下午五点,敌军的攻势愈发猛烈。“前一天,我们凭着工事的掩护,没受伤,也时常给予敌人回击,可到了后来,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了,光是枪炮声就差点把耳朵给震聋了,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
胡国丙担心身边的大学生是第一次上战场,还不习惯,于是回过头,刚想提醒他一下,却发现这名大学生“趴倒在战壕上,双眼紧闭,一动也不动,枪支已掉落在他的身旁,脑袋歪倒一旁,额头上的血止不住地往下淌”,胡国丙心头一惊,急忙过去仔细一看,才发现他已经牺牲多时了。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没有人记录下他的姓名。
这一天,是胡国丙23岁开始的第一天。在几天后,他自己的生命也险些定格在23岁。就在他转换射击姿势的一瞬间,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穿进,从右耳飞出——“当时我感到嗡的一声,脑中一炸,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他醒来时,枪炮声已经消失了,战斗已经结束了一天多,他在战场上昏迷了整整一天,右耳还在滴着血。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里,他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地爬出了阵地,直到快到苏州河的时候,他遇上了一个老太太,“她看到我这副样子,便给我找了吃的,还给了我些水喝,另外还把我的伤口简单地包扎了一下,我就这么逃过了一次次死亡的威胁”。
如果那颗子弹不是从他的眼下直穿而过,而是射进大脑;如果他不是在战斗结束后醒来,而是在昏迷中失血过多;如果不是凭借毅力,一寸一寸地爬出了战场,如果不是被路人救起,那么他很可能也会成为千千万万倒在战场上的无名战士之一。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也不会有人从他的口中听到那个大学生士兵的牺牲——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同样,也没有留下他的名字。
视死如归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
让胡国丙险些成为无名亡魂的战斗,发生在上海之战的开端,而写下这封信的无名战士,却要拼力留守这座城市的最后一个堡垒——四行仓库。
《申报》刊登的四行仓库孤军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