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反诈这五年：一天7万通拦截电话，随时和骗子“抢人”

反诈民警很多时候是在和“看不见的敌人”较量。诈骗电话打进来，老百姓口袋里的钱随时可能被骗走，钱一旦汇入骗子的账户，就像一辆不起眼的小车开进四通八达的高速路。

民警能做的，就是和骗子“赛跑”，用最快的速度直接到路的末端切断钱款外流，最大程度挽回受害人损失。许晓超总是在路上，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一名反诈民警，他一年中有200多天在外办案。

但很多时候，破案并不意味着钱款可以追回。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提前预警、拦截至关重要。北京警方建立了市级反诈中心，开通了96110反诈专线，16个公安分局成立了二级反诈中心，全市200多家派出所的第三级反诈小组，一天可以拨出7万通拦截劝阻电话。

和骗子“抢人”的争夺战几乎日日上演，但不是每一场都能打赢。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王佳还记得，一位40多岁的男士在骗子诱导下贷款70万元，全部打了过去。被骗后，他只剩下不到五块钱，女儿还等着交学费。

电话那头绝望的号哭、难言的哽咽，很多反诈民警感同身受。“不能再追着骗子屁股后面跑了，工作要前置。”他们变着花样地进行反诈宣传，在广场上发传单，进大学里办讲座，到居民社区和大爷大妈们打成一片，上电视、做直播、拍短视频……

从破案抓人，到预警拦截，从紧急止付，到反诈宣传，近五年，北京警方把“反诈”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破获案件、抓获嫌疑人数量大幅提升，避免群众损失逾150亿元，累计返还涉案资金近6亿元。

王佳成了反诈代言人，她把反诈宣传几乎变成了一种本能，逢人就讲，“希望全民反诈的意识可以影响每一个人。”

2018年5月，北京市朝阳区反诈中心成立，王佳牵头和另外4名民警成为反诈中心的第一批成员。受访者供图

犯罪分子抓回来了，受骗者：“那钱呢？”

许晓超是从2012年起开始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过招”的。当时他是海淀分局刑侦支队一名民警，后来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目前是总队六支队副中队长。

与现在的电诈案件相比，许晓超用“简单粗暴”形容当时犯罪分子的诈骗手法——多是“冒充军警”“猜猜我是谁”“冒充绑匪”等套路。

他们根据报警线索进行前期侦查研判，再到嫌疑人所在地区实施跟进、取证和抓捕工作。许晓超介绍，当时诈骗团伙分布比较集中，而且网络支付和线上交易也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事主被骗的钱款最终还得由一人去自动取款机提现，因此，案件的突破口往往来自于诈骗分子“取钱”那一环。

许晓超很难讲清楚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数量和涉案金额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高的，但他出差抓人的次数从2013年、2014年以后逐渐频繁，此后几年时间里，他每年都有200多天的时间奔波在外省市办案，单次最长时间将近3个月。

许晓超和同事在抓捕现场起获的犯罪分子作案工具。受访者供图

打击电诈犯罪分子的难度也逐年上升。犯罪团伙的规模在扩大，由“小作坊”变成“公司化”。作案地也更隐蔽，大山、丛林以及牢靠的乡邻，都是犯罪分子的掩护。网上银行、在线支付的便利，社交网络的多元，都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2008年参加工作的郭贺，现在是大兴分局团河派出所副所长，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他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十多年来，在社区层面高发的抢劫、入室盗窃、偷盗之类的接触类犯罪案件逐年减少，但电信网络诈骗案的花样和手段却层出不穷，“所有民生关注的点或者社会新动向，都可以成为诈骗分子的切入口。近两年，有拿疫情、疫苗、核酸检测来诈骗的，很多居民防不胜防。”

反诈民警们都或多或少感受过受骗者的绝望。

朝阳区反诈中心的王佳对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印象深刻，她在2018年被骗了100多万，直到现在一提起这事就哭得止不住，王佳只能耐心开导她。“电信诈骗对人的伤害就是这么巨大，受害者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回归不了正常生活。”

北京市反诈中心民警高山总是接待一位70多岁的老人，她也是在2018年遭遇了电信诈骗，被骗的500多万元是抵押了自己两套住房贷款来的，至今未被追回。老人经常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刑侦总队打听案件进展，她告诉高山，自己也知道拿回钱的希望渺茫，但房子没有了，只能租房住，儿子儿媳也因为她被骗的事颇有意见，“你说我还能去哪呢，不如就来找你们诉诉苦。”

这类案件最揪心的一点是，破案不代表能把钱追回。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十支队中队长苏兴博同样负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他说，这些犯罪分子骗来的钱多数被很快挥霍掉，很难从他们身上追回受害者的损失。

当他欣喜地通知报案人“案子破了”时，对方反问他，“那我钱呢？”苏兴博无言以对。“不能再追着骗子屁股后面跑了，工作要前置。”

反诈宣传短视频中的高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