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把普通话称作“国语”，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普通话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这是一个法律术语，着重强调的是“普通话”在国内的“通用性”。“国家通用语言”不能与“国语”“官方语言”相混淆。
官方语言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法定的正式语言，如法国为法语。另一些国家，主要是一些国内民族较多的前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用前殖民国家的语言——英语，作为主要官方语言。而有的国家如中国、美国，并没有法定的官方语言。
普通话的“普通”两字，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言，也是各民族的主要交际语。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从来没有指定“官方语言”，就是从这一重大原则出发的。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好处多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种的大国而言，更是有着多重意义，比如民族、地域间交往交流，建立统一市场，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
民国时期：教员说普通话反被撵走
“普通话”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清末。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但当时的推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至于出现了教员在课堂上说普通话反被撵走的闹剧。
史学家周策纵曾谈到1931-1933年在老家湖南衡阳读中学时的一件趣事——那时的老师中，“有一位金先生，年纪最轻，是北大或北师大毕业的。一口卷舌音，儿呀儿的。我们听不懂他的北京话，上了几堂课，大家听不懂，要赶走他。校长说他讲的最标准，我们都应该学。可是他的舌头卷得那么厉害，我们实在无法听懂，结果还是把他赶走了。想起来真冤枉，又很好笑。”
北洋政府时期，梁启超在北京授课，因讲话带有浓重的粤语口音，学生感到极难理解。1943年，查良镛（即后来的金庸）在重庆读书时，因为钱穆老师用无锡话授课，同学们听不懂，身为海宁人的查良镛还能听明白，于是就充当起了“翻译”
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资料图
新中国：确立普通话标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显得非常必要。1953年春天，为制定统一的语言规范，政务院组织语言专家到各地进行语音标本采集。与北京一山之隔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因为独特的历史渊源，成为普通话语音采集地之一。专家到滦平金沟屯、火斗山、巴克什营等乡镇采集了样音，为我国普通话语言规范的制定提供了语言（特别是语音）标本。滦平话音准分明，字正腔圆，由于没有儿化、省字、尾音等语言习惯，滦平话被认为“比北京话更接近普通话”。有人开玩笑：“学普通话，原来学的是滦平方言！”
河北滦平，普通话语音采集地。资料图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经过仔细研究，大家一致决定将现代标准汉语称为普通话，取其普遍共通之义。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
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资料图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著名作家老舍讲到：自己上中学时，同班同学们口音不一，词汇各异，容易产生偏见和误会。一来二去，四五十个同班学友按语音的不同分成了几个小集团。以小见大，语言的统一或分歧，是一件关系着国家、民族团结和兴亡的大事。
老舍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资料图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为配合推广普通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加快步伐,研制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语音的方案,1956年发表了供讨论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修订和反复审议后,1958年2月11日被批准为正式方案推行。
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
1957年6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汇报会,会上形成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十二字方针。
“在什么地方推广普通话？我看首先应该在学校里、在儿童和青年中努力推广。”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指出，“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周总理认为，要求人人都能说得像北京人一样，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应对不同对象有不同要求，比如对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就应该要求严些，对一般人就宽些，对中年以上的人可以不必有此一般要求，从而提高大家对学习普通话的信心和兴趣。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单行本。资料图
推广普通话是与“服务人民”这一时代使命紧密相连的,应首先抓好跟各地群众接触较多的部门（如商业、服务行业、铁路、交通、邮电部门）,抓好“五大员”,即营业员、服务员、售票员、列车员、广播员，另外还要抓好各级机关干部的工作用语。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学习普通话在全国蔚然成风,涌现出福建大田县和山西万荣县两个推普先进典型。山西万荣县在全国率先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注音识字”的方法，一方面推动扫盲，一方面普及普通话。当地群众曾这样生动地描述：“汉语拼音好办法，一树开下两朵花，一朵摘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话。”80年代起,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更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明确了推广普通话的要求和任务。新时期推广普通话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颁布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并于1994年起在教育系统和广播电影电视系统中率先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对这些领域中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要求持普通话等级合格证书上岗。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实施加快了推广工作的步伐,普通话推广进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阶段。为全方位推广普通话，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至今已举办20届。
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资料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呈现崭新局面。普通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53%提高到2015年的73%左右，普通话水平参测累积超过6500万人次，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世界语言大会成功举办，中国诗词大会等优秀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广受关注和赞誉。
普通话走向世界
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普通话推广工作不但在国内成绩斐然，而且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
197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189号决议——“考虑到五种正式语文中四种均已列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语文，并确认为了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能，中文也应具有与其他四种语文同等的地位，决定将中文列为大会工作语文并依此修正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联大同时表示“宜将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这里的中文就是新中国推广的简体字和普通话。
1983年，口译员陶见章和董叙林为联合国大会做同声传译。资料图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多。目前中国已在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6所孔子学院和1076个孔子课堂，现有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累计各类学员900多万人，文化活动受众达
1亿人次，带动60多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170多个国家开设汉语课程或汉语专业，拉动全球汉语学习人数迅速攀升至1亿。
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彩，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更加坚定。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从热爱和规范“普通话”开始吧！
作者：档案君
本文档案资料参考自《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