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国委员刚走出政协小组会议会场,就被一个直指当下就业痛点的问题拦住了脚步:“我们离没有歧视的就业市场还有多远?”李正国表示,国家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的决心是坚定的。国考将招录年龄从35周岁以下调整至38周岁以下,具有“风向标”意义,这意味着距离消除就业歧视又近了一步。然而,当35岁门槛有所松动时,38岁危机的年龄焦虑又接踵而至,就业歧视正以更隐蔽的方式出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就业歧视治理,坚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多位代表委员认为,拆掉就业“隐形门槛”,重塑公平就业生态仍需各方发力。
33岁工程师投出78份简历后被告知“年龄偏大”;某985高校博士应聘教职因本科“双非”被刷;女性面试者被连环追问婚育计划——这些影响就业公平的场景牵动人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委员注意到,类似的歧视在高校同样存在。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压力节点往往设在35岁左右;博士生超过35岁,部分人才项目申报资格受限;甚至连博士后出站求职,年龄也可能是一道“隐形门槛”。他坦言,放宽年龄限制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就业歧视。
姜耀东委员认为,性别歧视更为隐蔽。招聘时不写“限男性”,但面试时会问“近期有无婚育计划”;同等条件下,男性优先录用。这些“潜规则”难以取证,却真实存在。随着生育政策调整,部分企业加剧了对育龄女性的隐性排斥,将生育成本转嫁给女性个体。
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委员指出,当前就业市场存在学历歧视。过于强调“第一学历”,甚至是“唯第一学历”,歪曲了人才评价标准。一家人力资源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70%的受访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985”“211”院校毕业生成功获录比例是“双非”院校毕业生的1.8倍。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政策及文件中均未使用过“第一学历”概念,强调“第一学历”带有歧视意味。
2026年3月5日和3月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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