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的主要情况和成效,并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指出,由于监管链条长、涉及部门多,“九龙治水”易导致监管盲区或推诿扯皮。引入外部监督力量进行统筹推动至关重要。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督促”依法履职与“协同”多方共治的独特价值,能够打破部门壁垒、衔接监管断点,推动各个监管主体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共治”,真正织密食药安全的法治防护网。
针对监管实践中职责交叉、分工不明导致的履职堵点,检察机关运用磋商、检察建议等手段,推动断裂的监管链条实现衔接。例如,在广东云浮市鸡蛋抗生素超标案中,检察机关一方面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漏检项目纳入常规检测,另一方面推动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养殖源头监管,通过检察监督实现“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有效衔接。
食药产品往往跨区域流通,单靠一地的监管难以奏效。检察机关推动源头和终端进行跨域联动治理。例如,贵州省盘州市近80%的新鲜蔬菜来自云南省曲靖市,两地检察机关跨省协同发力,推动曲靖管好“地头”,75家种植基地落实合格证制度;盘州管好“摊头”,在批发环节拦截不达标产品200余批次,在超市终端查处不合格产品8批次。这种跨省联动实现了让问题产品“出不了省、进不了市”。
针对网络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的监管盲区,检察机关需要打通线上线下的信息壁垒和监管链条,实现跨场景融合治理。以北京铁检院办理的“网络违规售药案”为例,该院通过线上勘验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的方式,查清了违法行为的隐蔽链条,成功推动将此类行为纳入有效监管,堵住互联网售药的“隐形后门”。
邱景辉强调,在推动全链条治理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始终严守履职边界,确保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坚持把“可诉性”作为把握监督边界的依据,在依法维护食药安全底线的同时,也注重为新兴产业留足健康发展的空间,以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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