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发表涉台挑衅言论，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也引发许多日本民众不满。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日本文学家、神户女学院大学名誉教授内田树因为公开向日本民众发出忠告、解析中国反应的逻辑而引来许多人的关注。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内田树对高市的每一条评论都引来大量日本民众转评，他的独到观点让一些日本民众从高市的狂热言论和日本媒体的推波助澜中清醒。在接受专访时，内田树表示，中国对高市的批评完全合乎逻辑，而高市应该撤回相关错误言论，并向中国道歉。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他国不应干涉。日本自卫队如果武力介入，只会让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加剧东亚军事紧张，这是可能引发日中全面战争的昏招。高市的发言违背了日本政府的一贯方针，其涉台错误言论恶化了日中关系，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外交、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损失，还造成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因此，高市应立即撤回发言，就破坏日本政府长期秉持的外交分寸向中国道歉，并为此承担责任、辞去首相职务。

对于高市跨越红线的原因，内田树认为一方面是个人原因，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算计。所谓个人原因，是指她轻率鲁莽。政治算计则是因为高市政权的基础相当薄弱，极右排外主义者是她“最后的依靠”，因此她发表了错误言论，以此向这一群体献媚。不过，日本没有人能从日中关系的恶化中获益。高市或许期望通过煽动对邻国的排外和敌视情绪，转移民众对其政治无能的批判，尤其是当前日本正面临股价、国债、货币“三重贬值”的局面，高市作为领导人的见识和能力遭到质疑。通过煽动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等，转移民众对其施政失当的关注，以谋求政治续命，这是无能执政者极易陷入的误区。

关于社交媒体上一部分人叫嚣“中方对高市的发言反应过度”的观点，内田树认为中国并非反应过度。如果中方只是发表“希望高市首相保持谨慎态度”这类温和的表述，日本政府和民众恐怕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中国正在主导外交进程，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将问题限定在高市政府发言的层面，没有将全体日本民众等同视之，这体现了中方的克制。

针对社交媒体上另一种声音，认为“中方借批判高市煽动反日情绪”，内田树指出今年1月至10月期间，访日的中国游客人数达到了820万人次，同比增长40%。从这一数据来看，有相当多的中国民众接受了日本的热情款待。此外，中国政府的批评仅针对高市的涉台错误言论，而非全体日本民众，因此将中国的反应曲解为“煽动反日”是不妥当的。

内田树认为，如果中国持续加大经济压力，日本经济必将遭受冲击。冷静的政治人士、官员、记者以及众多商界人士都明白这一点的严重性。关于“有多少普通民众能理解中国的逻辑”，他认为日本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三部分构成：15%的“妄想型人群”、15%的“冷静型人群”，以及剩下70%的“随大流人群”。这70%的人并没有自己明确的观点，一旦认为某一方是多数派，就会顺势站队。目前，这70%的人仍在观望。

对于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一些日媒大肆宣扬她在民调中的高支持率的现象，内田树并不理解这一报道中“高支持率”的依据。至少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高市的发言。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年轻人对本国历史的知识相当匮乏，尤其是近现代史。他认为这是历史修正主义者干涉教育的结果。对于那些批判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国家实施侵略扩张的教科书，他们集中攻击其有“自虐史观”。由于忌惮此类争议，初高中阶段老师往往不会投入足够时间讲授日本近现代史。

内田树的父亲那一代是“战时一代”，他们记得自己在中国犯下的深重罪孽，也记得日本战败时自己是如何被宽恕的，但他们几乎从不提及这些往事。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发表后，他的父亲和岳父立即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余生都致力于两国的友好事业。内田树的父亲曾担任中国留学生的担保人，为他们租房提供担保、帮忙找工作、借钱给他们。内田树的母亲曾问父亲为何要为毫无渊源的中国人做这些事，父亲回答说“因为我欠中国的债，永远也还不清”。

“对历史教训的集体遗忘”作为一种现象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战时一代”逐渐退出社会舞台，走向生命终点。没有战争经历的世代开始宣称“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亚洲人民应感谢日本‘解放了’殖民地”等。要是在以前，这样的言论会被“战时一代”怒斥为“无知妄言”，但如今怒斥的人已经不在了。于是，历史修正主义者趁虚而入。内田树常常感到遗憾，如果日本的“战时一代”能就自己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的加害事实留下准确的证言，或许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后来历史修正主义的泛滥。

那些采取好战行径的政客，其背后动机是所谓的“屈辱感”与嫉妒心。曾被日本殖民统治和军事蹂躏的国家，如今在国力上超越日本，他们无法正视这一事实。这种被压抑的所谓“屈辱感”和嫉妒心，最终异化为对亚洲邻国毫无根据的优越感和攻击性。日本缺乏一种知性习惯：仔细审视国家制度设计的缺陷、政策判断的失误，进而修正制度、审慎评估政策的合理性。内田树认为，日本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回溯战败的原点，与邻国友好共存，成为在国际社会占据体面地位的国家。他虽对此并不乐观，但认为这是日本唯一可追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