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 稳就业促增收！“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这句话大家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听过。过去，人们常常把它当作一句玩笑话，但现在风向似乎变了，“回农村”这件事真的被重视起来。

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在云南楚雄召开了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工作会议。会议中提到一个重要概念——“两稳一防”。其中，“两稳”指的是稳定脱贫老乡的打工饭碗和收入，“一防”则是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这次会议的核心是关注脱贫老乡的“饭碗”和“钱袋子”，这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农业农村部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实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促就业专项行动，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个提法非常具体且直指要害。高层会议呼吁的内容已经明确提示我们，一个曾经被当作段子讲的事情现在需要国家层面严肃应对。

2020年，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场胜利背后，有近3000万脱贫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获得稳定收入，这是至关重要的支柱。然而，经济周期和产业变化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了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973万人，比上年增加220万人，增长0.7%。从行业分布来看，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分别占比27.9%、14.3%、13.6%和12.3%。

低端制造业外迁以及高端制造业要求对农民工就业形成挤压效应，消费领域的情况同样对农民工就业吸纳产生了一定承压。今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9.7%，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9.8%。这些数据表明，农民工在曾经熟悉的城市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自然会提前返乡。

其实返乡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回去之后怎么办？老家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岗位能否接住这波突然的回流？如果接不住，返乡就会演变成滞乡。短期还好，一旦时间长了且形成规模，个人失去收入来源，前期巨大的脱贫成果就可能面临被侵蚀的风险。

国家在此时强调“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体现了一种极致且极具远见的社会治理智慧。返乡是人之常情，滞乡却是潜在风险，而防止规模性滞乡，恰恰是当下政策端必须面对和防范的问题。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至关重要。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容忽视，一旦出现规模性返乡滞乡，意味着个人收入中断与城乡消费萎缩。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外出务工收入比在家务农收入高得多。另一方面，农民工兄弟如果大规模返乡滞乡，他们在城市里的消费也会随之下降，这对乡镇小卖部、农贸市场的个体户影响很大。

做好城乡“双重维稳”也是社会的重要安全阀。数百万青壮年劳动力从城市退出，又无法在乡村融入，会导致物流、外卖、建筑业等行业的用工荒与成本上升。乡村若出现青壮年规模性滞留，也可能加剧基层治理难度。国家希望看到的是城乡之间的良性流动：青壮年群体进城务工，有志青年带着资金、技术和经验返乡创业。

留住宝贵的人力资源对乡村振兴战略也至关重要。返乡农民工通常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和市场需求，掌握了一些生产、管理或服务技能，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让他们稳住就业，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的成功可以激励其他年轻人。

稳住城市消费生态、保障体系运转以及城市住房增量也很重要。农民工兄弟姐妹不仅建设和服务城市，也是重要的消费者。一旦“返乡潮”集中出现，部分行业可能面临用工荒，城市消费市场也会降温。此外，大规模非计划性的返乡滞乡还会对公共服务带来挑战。

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具体怎么做。光靠喊“老乡别走”肯定不行，需要拿出真家伙疏通堵点。确保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技能真正流得动、接得住、发展好。城市需要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实现稳岗拓岗，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同时，大力开发新型就业蓄水池，如城市运营维护、社区服务、物流配送、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同样关键，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必须跟上，与时俱进。

解决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居住条件等后顾之忧也十分重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让大伙儿更有尊严、更安心地工作生活，才能更好地转化为城市消费和内需拉动的根基。

防止“滞乡”的治本之策是让乡村自身充满机会。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让县城和中心乡镇成为农民就业城镇化的首要承载地。通过大力发展本土特色经济，带动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乡村养老等产业。政策支持也非常关键，对于返乡创业的老乡，要给予充分的支持，包括贷款政策、税收减免和技术指导服务。

最终目标是建成“城市-县域-乡村”三级联动、功能互补的有机体。进城让年富力强的农民工朋友通过奋斗融入城市，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振城市消费的主力军；返乡则让积累了资本和经验的有志者激活乡土社会。这背后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精度与温度，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最生动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