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2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通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15人因饥饿死亡，其中包括4名儿童。这是连续第三天官方通报中出现类似的死亡事件。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加沙分发食物时，因饥饿和疲惫当场晕倒；医院里，医生用糖盐水代替奶粉，给婴儿注射生理盐水以“欺骗”胃部；一位母亲抱着体重仅2公斤的婴儿蜷缩在帐篷中，干瘪的乳房再也挤不出一滴乳汁。

加沙人的生存代价比死亡更残酷。有人为半袋面粉出卖身体，有人拒绝垂死亲人的乞食，还有父亲在枪口下爬行3公里只为抢到一罐过期奶粉。联合国数据显示，90%的儿童面临饥饿，7万人已进入“吃自己肌肉”的临床营养不良阶段。这场饥荒并非天灾，而是以色列对每一卡路里的进出进行控制的结果，将210万人囚禁在加沙12%的“生存牢笼”里。

在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儿科医生艾哈迈德·法拉翻开病历，一名14岁的脑瘫少年体重从50公斤骤降至18公斤，全身布满真菌感染溃烂的伤口，却无药可医。另一张病床上，5个月大的西瓦尔体重仅2公斤，不到健康婴儿的三分之一，肋骨如刀锋般凸出皮肤。医生们记录到，60%的患儿出现“毛发脱落、腹部水肿、骨骼外凸”的恶性营养不良体征，免疫系统彻底崩溃。

医学上，当人体连续5天摄入热量低于800大卡（相当于两碗米饭），就会开始溶解肌肉和内脏供能。加沙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过去72小时内，21名儿童因器官衰竭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超过90万名儿童正在经历这种“慢性溶解”，其中至少7万人已进入“严重急性营养不良”阶段，肝脏和肾脏永久损伤不可逆转。

在代尔拜拉赫的废墟中，32岁的乌姆掏出手机展示交易记录，她用身体换来3公斤面粉，喂活了三个孩子。“他们叫我‘面粉女人’”，她盯着地面，“但至少我的孩子今早喝到了糊糊。”不远处，一位父亲在GHF分发点外徘徊。他的女儿因饥饿腹泻脱水，而领取援助需要穿越以军划定的“缓冲区”，上周这里刚有21名领粮者被狙击手射杀。

这样的抉择遍布加沙。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统计，自5月27日GHF接管援助分发以来，已有1054名巴勒斯坦人在领取食物时被杀：766人死于GHF站点附近，288人死于联合国车队沿线。一位匿名的援助工作者描述：“人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铁网前，枪声一响就成片倒下。第二天，同样的人潮又会出现，因为家里连一片面包都没了。”

以色列对加沙的饥饿管控如同一场精心校准的实验。物理层面，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设置三重检查站，卡车平均滞留72小时，导致30%的易腐食物在烈日下腐烂。制度层面，以色列通过“军事护送”规则，将援助分发与军事行动捆绑。7月20日，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运粮车队刚通过检查站，周围人群即遭坦克和狙击手射击，85人当场死亡。

法医建筑研究所调查发现，这些分发点被刻意设在以军划定的“撤离缓冲区”内，平民取粮必须穿越军事区。一名曾在GHF仓库工作的司机透露：“站点坐标实时同步给军方，每次枪击后食物散落一地，第二天又被回收重新分发。”这种设计导致即使停火期间，靠近缓冲区的平民死亡率仍高达日均5人。

以色列军方宣称“加沙没有饥荒”，但联合国数据揭穿谎言：目前加沙93%家庭无水可用，87%区域被列为军事禁区。市场监测显示，25公斤面粉价格从战前8美元飙升至520美元，涨幅6500%；饮用水价格暴涨4200%，一餐热量成本超过日均收入的300%。

在阿克萨医院，医生哈立德·达克兰公开控诉：“我们连一瓶婴儿奶粉都没有，护士们因严重营养不良无法站立。”由于抗生素短缺，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治疗失败率从12%飙升至38%。一位无国界医生记录下患儿遗言：“妈妈，送我去天堂吧……那里至少不会肚子痛。”

当加沙父亲抱着饿死的婴儿嘶吼“四个月大的孩子犯了什么错”时，以色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却声称需要“稳定人道主义形势”。这种反差揭示饥饿的本质不仅是生理消亡，更是社会关系的系统性瓦解。塔夫茨大学专家亚历克斯·德·瓦尔指出，饥饿摧毁了“群体存在的意义”，使人沦为孤立求活的个体。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中，英国政府一边出口粮食一边阻拦国际援助，导致百万人死亡；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时，苏联强制征粮摧毁农业体系。如今在加沙，以色列军方利用联合国提供的营养数据，精确控制食物供给量，正如联合国官员所言：“你不可能意外地饿死100万人。”

加沙的每一具尸体都刻着同一行墓志铭：死于2025年7月，一个允许粮食变成武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