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媒体报道,广东一名男婴在医院离世后,家长获赔88万元,律师邓某拿走了其中55万元作为代理费。家长认为自己上当受骗,广州律协对此事件进行了通报并启动调查程序。邓某回应称,自己行事问心无愧。
2020年元旦凌晨,广西务工者韦先生怀抱六个月大的儿子到佛山市南海区某医院就诊,因救治延误导致患者窒息而亡。历经两年维权后,最终获得88.8万元赔偿。然而,这笔赔偿款到账后,代理律师邓某分走55.5万元,韦先生只拿到33.3万元。如此悬殊的比例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广州市律师协会于7月17日发布通报称,涉事律师邓某涉嫌违规收费及其他违法违规执业行为,案件已进入听证阶段。
尽管邓某坚称自己“问心无愧”,但对隐瞒实际赔偿金额、诱导签署空白承诺书、通过科技咨询公司签订非常规合同等行为,如查证属实,都指向严重违规。即使该律师通过专业能力将院方责任比例从次责逆转为主责的事实为真,也不能抵消上述违规嫌疑。
跳出个案视域,律师收费模式多元化是法治进步的体现。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律师服务收费可以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计时收费、风险代理收费等方式。律师收入相对较高是因为考虑了提供服务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等因素。
然而,律师收费模式的创新并不意味着收费红线消失。例如,风险代理收费是一种“胜诉取酬、败诉无酬”的制度,其收费上限有刚性约束,即标的额100万元以下案件收费比例不得超过18%,且采用超额累退计算。此外,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劳动报酬的案件均被禁止实行或变相实行风险代理。
无论何种收费方式,都应遵循公开公平、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作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或显失公平的约定,不得采取欺骗、诱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律师服务价格。这些制度设计旨在确保法律服务的专业价值获得合理回报,而不是成为乘人之危的暴利工具。
回到佛山个案,即便按目前收费最高的风险代理模式,邓某从赔偿总额88.8万元里拿走55.5万,比例高达62.5%,远超规定上限(18%)。邓某辩称其收费不是风险代理,而是“双方商定了一个律师费数额”。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只有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才能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且律师收费应明码标价。
显然,律师费不应是一个可以在空白合同上任意填写的数字。律师费体现的是社会对法律专业服务的公平定价。律师收入高不一定有问题,但不能超出现行律师收费规范。法律服务的价值在于弥合个体与司法系统间的知识鸿沟。对于利用专业知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通过隐瞒、欺诈、诱导等方式牟利的个案,行业自治组织不应视若无睹。只有坚持一例违规都不放过,才能缝合自然正义与专业服务之间的认知鸿沟。
期待广州律协交出一张公平公正的答卷,让公众更清晰地看到律师收费的公开、公平、自愿与守信,也期待律师业能通过此个案,夯实全行业依法依规收费的职业伦理共识。在推进普惠司法的今天,包容多元化的服务供给模式是既定方向,坚守法律服务的伦理内核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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