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一家药企化工厂爆炸安全漏洞再引关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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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04 09:04:09 克行看环球

产业链残缺制约了升级空间。印度手机厂虽多，但芯片、显示屏等高附加值部件90%依赖进口；汽车制造商从中国采购70%的钢铁齿轮和电子控制系统。这种“组装车间”模式导致产业附加值率不足18%，远低于中国的35%。更棘手的是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企业在印度面临57项联邦税和数百项地方税，商品及服务税（GST）虽已统一，但申报流程仍需每月提交40页文件；劳动法规定百人以上企业裁员需政府批准，令外资在订单波动时束手无策。

频繁的爆炸事故正引发连锁反应：国际保险公司对印度工厂保费上调30%，日本东丽化学暂停在古吉拉特邦的工厂扩建，欧盟考虑对印度化学品加贴“高风险产地”标签。当生命代价成为制造业的隐性成本，所谓“人口红利”终将反噬发展成果。

印度并非未意识到问题所在。技术升级已部分启动。塔塔集团在贾姆谢德布尔钢厂引入AI巡检机器人，事故率下降60%；莫迪政府拨款100亿卢比资助化工厂安装物联网泄漏监测系统。监管改革也在艰难推进。2024年新《职业安全法》要求50人以上工厂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但基层执法队伍不足导致新规在乡村地区几近失效。

真正的转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全球供应链对ESG（环境、社会、治理）标准的重视，倒逼印度企业整改。阿迪达斯要求印度代工厂通过ISO 45001安全认证；苹果承诺2027年前实现所有印企供应链碳中和。这些举措推动本土企业如信实工业、马恒达等巨头加大安全投入，但中小工厂仍困于资金短缺。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发展逻辑的冲突。印度若坚持“低成本优先”策略，必然压缩安全成本；若要建设安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则需承受转型阵痛。当特伦甘纳邦的火焰尚未完全熄灭，废墟之上的拷问依然尖锐：一个国家能否既成为“世界工厂”，又不让工人付出生命代价？答案或许藏在日本1960年代的转型中——通过《劳动安全卫生法》强制企业利润反哺安全建设，最终实现事故率下降与产业升级同步。对印度而言，这条平衡之路，远比吸引下一个富士康更加艰难，却决定着它能否真正赢得世界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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