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时节,四川甘孜丹巴县公益护农队队长刘旺和他的队员们仍在高山峡谷中猎捕野猪。他们的工作即将结束,但关于野猪种群调控的讨论仍在继续。
近年来,为防止野猪危害,全国多地公开招募野猪捕猎队伍,按计划对野猪进行猎捕,以调控其种群数量。各地纷纷成立护农队,丹巴县公益护农队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然而,资金保障不足和猎捕效率低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刘旺表示,国内大多数护农队都处于亏损状态。
面对野猪种群调控的难点,专家们提出了多个问题:当前调控工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能否通过枪猎提高效率?野猪经检疫后可否交易和食用?更长远的问题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如何改进野猪种群激增造成的“人兽冲突”及调控方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12月19日,红星新闻对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猪防控专家组成员王洪杰、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博士以及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慧建,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认为,无论猎捕与否都不应走极端,物种增减是一个动态过程,应该科学地动态调控。野猪数量真的达到“泛滥”地步了吗?据国家林草局数据,我国野猪数量达200万头,在28个省份有分布,并在其中26个省份造成危害。王洪杰指出,野猪危害突出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且主要集中在个别地区。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加强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调控工作,但如果没有开展防控试点,野猪的危害可能会更大。孙全辉强调,野猪是否泛滥需看其种群密度是否超过环境承载量。胡慧建则认为,所谓的“野猪泛滥”是因为野猪进入人类活动区域并产生肇事事件增多。
野猪种群调控的当务之急在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王洪杰建议,地方政府应依法开展调控工作,完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减少公众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胡慧建提出,开展科学的野猪种群调查已迫在眉睫,为调控和预警提供重要参考。孙全辉认为,野猪治理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掌握野猪种群现状是前提和基础。
野猪种群调控存在诸多难点,包括调控手段落后、缺少天敌、自身繁殖能力强等。王洪杰建议积极探索高效的猎捕方式,如枪猎,提高猎捕效率。同时,猎捕的野猪经检疫可以出售、食用,解决经费问题。此外,建立专业狩猎队,配备专业工具和设施,适应现代狩猎需求。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看,如何避免出现第二个“野猪”?王洪杰建议各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提前做好致害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制定调控方案。重点关注猕猴、熊、亚洲象等物种,未雨绸缪。孙全辉认为,某些鼠类、兔类和部分鸟类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保护生态系统健康最终目的是让人类受益,面对“人兽冲突”,需寻求多赢解决办法。胡慧建建议开展动物恢复,利用竞争与捕食压制野猪种群发展,建立人类活动区和野猪活动区的缓冲区,减少野猪进入人类活动区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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