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阿拉伯语脱口秀演员哈泽姆在巴沙尔被推翻后的一场表演中形容：“有太多意象能够代表巴沙尔了，狮子、野兽、毒蛇……总之都是动物。”

上台后，哈菲兹努力塑造出亲民的形象。他将国内基本食品价格降低了15%，并放松了过去的高压管制政策，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在其任内，哈菲兹推动了叙利亚工业、农业现代化，促进灌溉、电力、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免费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与教育资源。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成就是1974年竣工的塔布卡大坝——这是世界最大的水坝之一，被称为阿萨德湖。

进入198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叙利亚经济发展放缓。政府因此大幅削减开支，减少进口，鼓励更多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此后十来年，哈菲兹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经济自由化。这让该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并持续至21世纪。

发展经济与公共服务的同时，哈菲兹建立了忠于其家族的复兴党精英庇护网络。自他上任起，阿萨德家族成员便开始掌控国家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当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时，国家官僚机构也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随之而来的是腐败现象的激增，导致政治阶层的“彻底资产阶级化”，负面影响持续至今。

“我们一直了解政府的腐败。但以前（指哈菲兹统治时期），虽然统治阶层腐败，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还可以，我们有吃有穿，看病不用花钱，教育水平在中东数一数二。”生活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哈立德向《凤凰周刊》坦言，“可整个内战期间，政府依然腐败，民众也没钱。”

与此同时，哈菲兹将政权打造为一个以“个人崇拜”为特点的官僚体制，从学校到公共场所再到政府机构，随处可见他的肖像、名言与赞词。这些做法在巴沙尔执政时期被保留下来，直到此次反对派占领各大城市后才被清除。

统治期间，哈菲兹不断挤压国内的政治空间，以军国主义路线重组叙利亚社会，并强调“外部势力”对国家的渗透，将武装部队作为公共生活的核心部分。由于复兴党之外的政党活动建立在与复兴党的友好互动之上，让普通人很难有自由参政的渠道，人们往往会回避政治活动。

巴沙尔执政之初，也曾以改革者形象示人，试图改善严苛的政治环境，例如释放政治犯、恢复一部分言论自由与政党活动，这让叙利亚一度迎来所谓“大马士革之春”。

但改革步伐过快给叙利亚带来挑战，仅仅过了一年多，政府又恢复到以前的高压状态。当威胁其统治的大规模示威与反抗出现时，巴沙尔进行了武力镇压。这些高压手段不断加强，在内战期间达到顶峰。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网络”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3月至2024年12月，超过136614人被押入监狱，包括3698名儿童和8504名妇女。

巴沙尔被推翻后，首都的倭马亚大清真寺外挤满了民众与部分反对派人士，他们挥舞着印着三颗红星的叛军旗帜，取代了阿萨德时期的两颗绿星旗帜。

前来参拜的信徒伊伯拉罕·阿拉比（Ibrahim al-Araby）说，“我从2011年（内战爆发初期）就没进过倭马亚大清真寺了，因为安保太过严格。十几年了，我从未像现在一样快乐。”另一名信徒卡伊尔·塔哈（Khair Taha）则说，自己虽然对于未来有恐惧与不安，但仍充满希望，“因为民众拥有话语权，可以努力建设国家”。

几个街区之外的倭马亚广场上，随处可见夺取政权的反对派武装人员。他们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人群中漫步。这让一些民众感到担忧。

家住大马士革的撒迦利亚毫不掩饰对垮台政权的同情。他告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是我第一次在叙利亚看到街上有这样持有武器的人。我很害怕，我没有安全感。我该如何和这些人一起生活？他们会杀了我吗？！我不知道。”由于不信任新的统治者，他计划逃离叙利亚。

叙利亚反动派武装占领大马士革后，在总统府的一间房间里展示总统巴沙尔的个人纪念品。

少数派与多数派的缠斗

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约占叙利亚2400万人口的10%，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也有相当数量的阿拉维派居住在大马士革和霍姆斯。

自1970年掌权以来，阿萨德家族一直将阿拉维派的宗派忠诚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根基。他们也拥有许多来自逊尼派的中产阶级支持者，这些人被安排在官僚机构、安全部队、军队、司法部门内担任重要职位。阿萨德家族借此巩固权力，这些人亦从其长期统治中攫取利益。

然而，阿拉维派作为少数派别长期掌权，让许多保守的逊尼派平民深感不满。此次推翻巴沙尔政府的反对派正是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伊斯兰逊尼派势力。

阿萨德家族与逊尼派的矛盾不仅仅是从2011年以来的内战开始的。早在哈菲兹统治时期，轰轰烈烈的“伊斯兰大起义”就威胁过阿萨德家族的统治。

“伊斯兰起义”始于19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腐败激增、官商勾结，高级官员、政客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利益网络，阿拉维派的军事机构获得了最大份额的资金，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则难以得到保障。这助长了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当时反复兴党力量中的先锋队。

这些伊斯兰分子开始袭击复兴党中的重要成员。从1980年代起，他们开始对阿勒颇的政府设施发动袭击，之后逐渐演变成城市游击战，骚乱一度蔓延到哈马、霍姆斯、伊德利卜、拉塔基亚、代尔祖尔等城市。

随着政府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安全部队开始清洗全国的社会机构，军人被派往北部省份平息起义。这一切导致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政府用武装直升机、推土机和炮火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造成数千人死亡。这场起义后，哈菲兹的统治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彼时叙利亚政府对抗伊斯兰分子的过程中，库尔德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们长期遭到镇压，但相比邻国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没经历过大规模屠杀。

1979-1998年，哈菲兹收留了因在土耳其制造恐怖活动而被通缉的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他既希望能通过库工党来制衡土耳其，又希望通过奥贾兰控制国内的库尔德势力。作为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深知，在逊尼派阿拉伯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处境只会更为窘迫。这一背景下，库尔德人踊跃参军，为哈菲兹平定内乱做出贡献。

如今的格局与半个世纪前颇具相似性。叙利亚的反对派中，逊尼派伊斯兰分子成为对抗政府军的主力，那些受到复兴党镇压的人们则团结在这些人身后。库尔德人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占领了叙利亚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却与叙政府没有直接冲突，而存在不少共同利益与多方面合作。

只是这一次，巴沙尔没能像他的父亲那样维系住统治，以逊尼派为首的反对派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胜利。眼下，反对派正与库尔德人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或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值得指出的是，“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乔拉尼最近的发言在阿拉维派中受到欢迎。乔拉尼12月6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没有人有权消灭另一个群体。这些教派在本地区共存了数百年，没有人有权利消灭他们。”

阿萨德老家卡尔达哈的数十名知名人士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大马士革的新统治者，并承诺全力合作。不久后，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哈菲兹的纪念碑被从老家拆除。

“一个关键问题是，‘沙姆解放组织’是否认为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身份是其残暴行为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就没有理由指责阿拉维派社区并进行报复。”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研究副总裁戴维·阿德斯尼克（David Adesnik）告诉美国之音， “相比之下，反政府武装团体认为，阿萨德与俄罗斯和伊朗的持久联盟明显存在问题。”

俄罗斯和伊朗，投入打水漂？

巴沙尔的迅速倒台与他的长期盟友未能提供援助有关——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他曾在主政的最后日子里向俄罗斯和伊朗求救，但这一次，后者明确告诉巴沙尔，它们都不可能出兵帮助他抵御反政府武装的攻势。

分析家们指出，由于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伊朗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元气大伤，让其自顾不暇。这似乎意味着，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多年的投入宣告破产。

巴沙尔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阿萨德政权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早在苏联时期就已形成。随着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在1970年代开始脱离苏联轨道，哈菲兹政权仍是苏联的坚定盟友。1971年，根据与哈菲兹达成的协议，苏联在塔尔图斯设立了海军基地，它在之后的叙利亚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与拉塔基亚附近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一同被认为是俄罗斯在叙利亚最具战略意义的军事前哨。

塔尔图斯基地为俄罗斯提供了唯一直达地中海的通道，也是俄军进行海军演习、驻扎军舰甚至部署核潜艇的地方。因此，俄罗斯仍在努力采取措施，与叙利亚“能够确保军事基地安全的机构建立联系”。

叙利亚内战初期，俄罗斯多次动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否决西方提出的对叙政府实施制裁或军事干预的决议，并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用于打击反对派。2015年9月，俄罗斯正式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军事干预，对反对派与相关恐怖组织发动了密集的空袭和巡航导弹袭击。在俄军的帮助下，巴沙尔政府一度获得阶段性胜利，收复了大部分国土。

从在联合国提供外交掩护到部署强大的空军力量，可以说，俄罗斯在过去十年间很好地维护了巴沙尔的统治。

然而，应对本轮袭击时，俄罗斯虽然宣称“无条件支持叙利亚合法当局恢复宪法秩序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行动”，并在前期为支持叙政府军进行过几次空袭，但并未提供更多实质性帮助。

当叙利亚变天后，俄方表态称，其“与叙利亚反对派的所有派别保持联系”。俄官方使用“反对派”一词来描述控制大马士革的武装团体，标志着一种转变。不久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还将这些团体称为“恐怖分子”。

谈到巴沙尔倒台造成的打击时，不少观察人士指出，只要俄罗斯能保住其在拉塔基亚的基地、其总体的政策目标和地区地位，就不会受到过多影响。美国中东研究所的保罗·萨勒姆（Paul Salem）表示：“中东对俄罗斯来说依然相当重要。失去阿萨德肯定会对俄罗斯的威望造成打击，但不会极大改变其在中东的整体地位。”

俄罗斯政府对巴沙尔的收留被视为其对盟友的嘉奖。尽管巴沙尔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失去了实际价值，但仍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至于伊朗，其与叙利亚的同盟早在两伊战争时期就已形成，两国都对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怀有敌意——彼时哈菲兹政府对于什叶派国家的支持也是“伊斯兰大起义”中逊尼派穆斯林攻击政府的原因之一。

黎巴嫩内战期间（1975-199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的协助下建立并训练了真主党组织，以传播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并击退了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入侵。伊朗和叙利亚将真主党视为对抗以色列的有用杠杆，也是在黎巴嫩事务中建立更大影响力的途径。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伊朗一直在向巴沙尔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援助，例如防暴设备、情报监视技术和石油。同时，伊朗还派遣军队参与叙利亚内战，涉及顾问、安全人员、特种部队、技术人员和前线部队等，其间有多名伊朗高级军官在叙利亚的战斗中丧生。

伊朗的支持最终没能阻止巴沙尔的倒台。12月8日，反对派攻占大马士革后，伊朗驻该国大使馆被洗劫一空，伊朗领导人的海报也被撕毁。有报道称，伊朗已经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团体建立了直接对话渠道，但反对派发表的声明仍将伊朗视为其“最重要的敌人”。

巴沙尔是伊朗的关键盟友，也是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中的长期成员，其垮台被认为将对该非正式军事联盟造成重大打击。

阿萨德家族产业何去何从？

当巴沙尔逃往俄罗斯后，有土耳其媒体披露，他向俄罗斯转移了1350亿美元，因而将成为“最富有的难民”。1350亿美元这个数字或有夸张，但阿萨德家族确实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资产，并在统治期间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披露，2018年至2019年，巴沙尔政府向俄罗斯空运了大量美元及欧元现钞，总额高达2.5亿美元。据称，这些现金以100美元和500欧元纸币为主，分21架次运抵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资金随后存入俄罗斯受制裁的银行，用于支付叙利亚购买小麦、印钞服务以及防务等开支。

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巴沙尔提供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