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性侵成功认定为工伤,是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去年9月,天津某企业营销总监崔丽丽在杭州出差期间,遭受公司老板钱军的性侵,导致她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今年4月,钱军因强奸罪获刑四年。随后,崔丽丽向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该事故伤害最终被判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属于工伤范畴。
这一工伤认定结果引发了广泛关注,涉及两大争议焦点:遭受性侵行为是否符合“因履行工作职责”以及精神伤害是否由性侵事件直接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工伤认定主要集中在工作时间和地点内的显性事故伤害,如生产车间的机器操作事故或外出办公途中的交通事故。崔丽丽在酒局上按照上司要求饮酒,处于一种与工作紧密相连的社交情境中。尽管这种情形看似与典型的工作职责相去甚远,但实际上是由工作场景衍生出的职场权力结构和特殊社交环境带来的风险。
当地人社局认定员工在出差期间遭遇刑事犯罪也是一种事故伤害,彰显了重要的进步意义。这突破了传统对“伤害”概念的狭隘理解,摒弃了以往过于固化的思维模式,帮助公众从更广义的角度理解“因履行工作职责”,认识到现代职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此类性侵伤害纳入工伤认定范畴,是对现代职场风险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回应,有助于精准地挖掘隐藏在复杂职场环境背后的伤害根源,切实保障劳动者在多元工作场景下的权益。
在工伤认定领域,精神类疾病的判定一直是个难题,因为其成因往往受到个体心理特质、生活经历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但在崔丽丽的案例中,证据链条清晰地表明了性侵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医院的专业诊断流程和专家会诊结论都无可辩驳地指向性侵是导致其精神疾病的核心原因。《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中包含精神科目的设置,也为将此类精神伤害纳入工伤认定提供了制度基础。
许多职场性侵受害者面临来自职场权力结构的压迫、证据采集困难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常常被迫选择沉默。本案通过法律的威慑力,让那些企图利用职权实施性侵的人望而却步,同时通过工伤补偿机制为受害者提供经济支持,如支付医疗费用、心理咨询费用及因误工造成的收入损失补偿等,逐步驱散创伤带给受害者的阴霾,帮助其回归正常生活。
这一案例还将推动更多企业反思自身的职场文化建设,思考如何构建完善的反性侵防护网络,强化对性骚扰行为的规制与管理,从而营造一个更健康的职场生态环境。
2024年8月12日,网络上披露了一起性骚扰事件。该事件发生在一年前的9月22日晚,崔丽丽参与了一场仅有三人参与的酒会。当她察觉自己即将醉倒时,仍旧坚持付清账单,随后迅速失去意识,趴在桌子上
2024-08-13 08:58:0440岁女子遭职场性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