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第二城天津还能重回巅峰吗

缓解南北差距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北方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北方第二城”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2673.87亿元，而宁波为12644.3亿元，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至不到30亿元。GDP增速方面，前三季度宁波为5.3%，领先天津0.6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到2024年底，宁波的经济总量大概率会历史性地超越天津，GDP排名上升到第11位，并向十强城市发起冲击。

作为直辖市和北方经济的典型代表，天津近年来面临持续下滑的压力，先是被南京赶超，挤出GDP十强城市阵营，如今即将被宁波超越，排名进一步下滑。天津的掉队、南京和宁波的崛起，反映了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今后又该如何提振北方城市的经济发展？

天津作为京畿门户和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在近现代中国经济版图上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初期，其经济总量一度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列前三甲。然而，这种高光时刻并未持续太久。随着东南沿海城市的加速崛起，天津的经济排名逐渐下滑。2017年成为转折点，天津对经济数据进行挤水，不再重复统计注册在当地但未在当地生产的企业的产值，导致万亿规模的滨海新区GDP直接缩水三分之一。经过这次调整，天津的经济排名滑落到第10位，并在2020年被南京反超，掉出了十强行列。

最近几年，宁波对天津的追赶不断提速。2021年至2023年，两市的经济总量差距分别为1100.15亿、607.04亿、284.5亿，呈逐渐缩小的状态。2024年一季度和上半年，宁波的GDP一度超过天津，但在三季度被天津重新反超。但从长远来看，宁波超越天津的可能性较大。相较于受北京虹吸效应影响的天津，宁波拥有更优越的港口条件，并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通过错位分工发展，有效吸纳并利用了周边丰富的资源。此外，宁波在市场化程度、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总体产业结构方面也更具优势。例如，宁波是制造业重镇，盛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显示出其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激发创新活力方面的优势。相比之下，天津的产业结构偏传统，重化工产业占比依然较高。

如果宁波超越天津，意味着天津重回GDP十强的希望更加渺茫。此外，青岛与天津的GDP差距也在缩小，今年前三季度已不足300亿元。如果天津不能重整旗鼓，“北方第二城”的地位也可能保不住。

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位置优势率先与国际市场接轨，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与内地形成了发展差距。因此，在探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沿海和内陆、东部和中西部的差异。为此，推出了一系列宏观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旨在通过行政手段调控资源配置，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然而，南北经济之间的差距在过去数十年间同样显著存在，只是被快速拉开的东西差距所掩盖。

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分界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多数年份，南方经济的增长速度都领先于或不弱于北方。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1年间，北方经济占全国总量从42.8%下降至35.2%。人均GDP方面，南方与北方人均GDP的比值在1993年开始超过1，即南方开始领先北方。2008年该比值为1.06，到2020年上升到1.26。

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直观体现为南北方代表省市之间的差距扩大。例如，北方经济第一大省山东与南方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的1.72万亿。在城市竞争层面，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头部城市的掉队尤为明显，天津、青岛等传统北方经济强市在经济增速上也被南方城市甩在后面。以青岛为例，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诞生了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等知名企业，但此后排名一路下滑，被成都、武汉、南京、宁波等城市接连超越。

随着头部城市的逐渐掉队，北方城市在全国经济重点城市的排名中愈发稀少。如今，全国经济十强城市中仅剩北京一个独苗，而在三十强城市中，北方城市也仅占10席。

南北经济差距的本质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北方许多经济强市的繁荣基础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其崛起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支持。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虽然带来了蓬勃发展动力，但也造成了两个显著影响：一是北方城市的所有制结构呈现出国企占比较高的特点；二是经济发展依赖行政之手进行资源配置，市场意识与开放意识相对滞后。

以天津和宁波为例，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民营经济增加值4798.3亿元，同比增长6.0%，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9%。而2023年全年数据显示，宁波民营经济占全部市场主体量的比重达到96.7%，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六成。民营经济更活跃的地区市场竞争更公平，低效国企挤占民企发展资源的情况较少。地方政府面临着更为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压力，这促使它们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完善市场规则，服务好企业，吸引投资。这种招商引资的竞争机制实际上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正向激励与反馈。

尽管南北差距近年来有所扩大，但区域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具体的人。对于南北或东西之间的差距，不应以静态视角审视。当前，随着人口自由流动障碍的减少，北方或内地城市的居民可以前往东南沿海地区就业，分享其发展成果。正如区域研究专家陆铭所指出的，“人口的自由流动会带来地区间人均GDP的趋同”。缓解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平衡，关键在于进一步促进人口流动，解除不必要的户籍限制，让更多人能通过自由流动享受不同区域的发展红利。

平衡区域发展落差应避免陷入一种误区——一旦北方地区发展滞后，就急于增强政策扶持力度，加深行政干预的程度。这种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扶持思维只会让北方地区的发展更加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