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息也开始混乱。到了深夜，明明已经不知道再玩什么了，赵影依然不愿睡去，熬到凌晨五六点才能入睡。到了隔天，通常要下午两点多才能起来，“生物钟完全反转”。身体也开始变差，总是觉得疲惫，社交欲望也变少了，“朋友想约也找不到人”，离职后两年多的时间，赵影都过着这样完全反转的生活。

离职后第三年，赵影意识到需要改变，她尝试给自己制定一些能带来及时反馈的确定性任务，比如背单词，看书。这些短期的、即时的成就感就像麻醉剂，带给人一种进步的错觉，“仿佛生活没有虚度”。

爬得起来吗？

很多选择靠利息生活的人，都曾在工作中感到过创伤，而当重新考虑工作后，又会陷入对工作的应激反应，变成躺不平、也卷不动的“仰卧起坐状态”。

去公司上班意味着一定的确定性，也意味着让渡掌控自己时间的自由。上份工作，李浩所在的公司每月都会把员工的在岗时间列出来。在打工人的眼里，公司的每一项规章制度都一定有些道理，员工的评比、晋升都需要主管打分，人们摸不准具体的打分标准，只有拉时长这一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是在工位上的时长也越来越多。

李浩并不想卷，可是当所有人都在卷时，他也被迫拉入了战局。尤其当所有人下班后都不走时，对于社恐的李浩来说，起身走出公司本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最令李浩感到创伤的一幕发生在生日那天，那天已经过了六点，工作完成，按理来说他可以随时离开。可同事们没有一个离席，李浩深吸了几口气，一鼓作气，起身，他不敢抬头，但能清晰地感受到好几个同事抬头看向了他，挑战还没结束，李浩在几个同事的注视下走向主管办公室，艰难地开口，“不好意思，今天过生日，想请个假”。

出公司时，李浩突然觉得很荒谬，下班回家居然还要请假。他害怕同事们投来的目光，于是，他也走得越来越晚，有时工作少，五点就完成了，但李浩不会立刻回家，“就算是刷短视频也要在电脑上刷”。坐在工位上的每一分钟都显得有些度秒如年，有时感觉“手机都刷透了，一抬头，刚过半小时”。

有时，令人痛苦的或许不是工作本身，还有不得不处理的人际关系。在工作中，李婉莹给人的感觉是“永远打着鸡血”，可当了高管后，工作有些发生了变化。升职后，她需要同时对两位总经理和老板负责，可三个人的需求有时又很难调和，她不得不在三个人之间周旋，同时还要观察其他部门领导对本部门的态度，“很心累，总有种苟且偷生的感觉”。

▲很多选择靠利息生活的人，都曾在工作中感到过创伤。图/视觉中国

一段时间后，李婉莹觉得自己仿佛一根拉到极限的弹簧，泄了劲。她开始被动工作，有人来找她讨论工作，她会假装积极，配合工作，开会也装作认真听，但其实都没过脑子。离职前的一段时间里，李婉莹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坐着玩手机，“整个人都颓废了”。

对于靠利息生活的人来说，躺不平后，有人开始“假性”努力，但努力着努力着，就发现了职业第二春。2022年，赵影开始上网课，找寻短期成就感的同时也在尝试寻找自己的兴趣点，学到AI相关的知识，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很喜欢AI，干脆申请硕士系统地学习。她卖掉了一套房子，到荷兰留学，如今硕士快毕业，她的方向也变得开阔起来：以后可以申请博士，留校做科研。

还有人不得不重回职场，郑晚晚的明星周边和黑胶唱片都卖得差不多了，过年回家时，按照常理是要往家里拿钱的。可是没有收入的郑晚晚又实在拿不出来，她意识到：真得找份工作了。今年年初，找了两个多月工作的郑晚晚再次走向了职场。

还有人想重回职场，可临到面试，又变得退缩。李浩曾设想过很多未来的选择，选择似乎挺多，比如可以开家宠物店，给宠物洗洗澡也能赚钱，可是想了一段时间，开店要投钱，他也不舍得——选择似乎又很少。刚开始无效投简历时，即便一封没投也没压力，因为对于那时的他来说，找工作、看机会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能抚平他的焦虑了。

也曾有公司找过李浩，可有段时间恰好爷爷生病，错过了面试。爷爷病好后，又有家公司发来面试邀请，他回忆起曾经工作时的状态，又设想了找新工作时的一面、二面、入职等一系列流程，“太令人疲惫了”。

李浩犹豫了一会，在对话框中打下：不好意思，爷爷生病了，不能去面试了。他不敢去面试，“万一对方真要我呢”。

（讲述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