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准基金能否顺利推出、产生效果，主要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平准基金应该交给谁管理？由谁出钱？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以及如何最大程度防止可能产生的寻租问题、市场扭曲问题？

1、组织体系：谁来管理？

其一，平准基金由政府主导，其管理主体（主管机构）为政府部门。

平准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理应由政府管理。例如，美国由财政部主管，2010年后日本平准基金由央行主导，我国台湾地区“安定基金”由“行政院”主管、我国香港地区的平准基金则由金融管理局主管。

其二，为确保平准基金操作的时效性、科学性，其运行主体需要具有专业化、市场化特质，往往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来负责。

其人员构成除了政府官员外，还需要具有资深的专家学者，如经济学家、金融专家等，为平准基金的日常运行和操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确保平准基金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具备丰富证券投资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日常资金管理以及按照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指令进行具体的股票买卖，确保平准基金入市操作的专业性[6]。

2、资金规模和资金来源：谁出钱？

其一，平准基金需具有合适的规模，一般约为总市值的2%-6%。

平准基金规模过小，无法起到提振信心、托底止跌的效果；规模过大，则会加大资金运行成本及退出难度。从境外经验看，一般是设置一个资金使用上限，市值规模在2%-6%之间。

日本方面，

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入市时股市总市值的1%-6%，简单算术平均值为3.0%（见图表5）。例如，1964年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基金”，规模1900亿日元，约占当时日本股市市值的2.6%；1995年成立的“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市值规模0.6%。2010年后，日本央行下场购买ETF，最初计划购买金额较小，保有余额上限为4500亿日元。2013年日央行取消保有余额上限，改为设置新增额上限，并不断提高。到2020年，每年买入上限已提高至12万亿日元。2024年9月末，日本央行持有ETF规模37.2万亿元，日股市值950.2万亿日元，占比3.9%（最高时占比达5.7%）。

韩国方面，

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市值的0.1%-5%，简单算术平均值2.1%。例如，1990年5月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市值规模5.0%（见图表6）。

中国香港方面，

1998年共投入1181亿港元购买33只恒生指数股，约占当时总市值的6.2%[7]。

中国台湾方面，

“安定基金”成立以来，干预较频繁，但规模较小，不足总市值的1%。例如，俄乌冲突期间，我国台湾地区动用“安定基金”545.1亿新台币入市护盘，占当时市值比重仅0.12%。

其二，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统筹安排，或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出资，或由政府直接出资。

一是源自金融机构。

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其平准基金的出资机构或是银行、券商等大型金融机构，或是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例如，1990年的股市平准基金，由627家机构出资成立，其中证券公司出资2万亿韩元，银行出资0.5万亿韩元，保险出资0.5万亿韩元。再如，2003年、2008年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都是由韩交所、韩国证券业协会、韩国证券保管中心出资的，其中韩交所出资50%。

二是源自央行或财政部。

例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共同出资超4000亿美元入市。再如，疫情期间日本央行“大手笔”买入ETF。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定基金”比较特别，基金规模上限为5000亿新台币，其中2000亿由当局以所持有的官股向金融机构融资获得，3000亿来源于当局的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等（可供证券投资而尚未投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选择利用公共基金而放弃财政拨款的形式，主要是为了绕开相对繁杂的预算程序，给予“安定基金”资金筹措上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3、介入时点：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

对于平准基金的介入时点，一般只有定性的规定，没有量化的标准。

平准基金入场干预的时点至关重要，入场过早，会阻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且可能出现较大亏损；入场过晚，可能会错过救市黄金窗口，危害已然发生并扩大。

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其“安定基金”设立后，入场并未充分“择时”，而是为了完成政策任务。2000年由于首次政党轮替造成股市波动而入场，2004年为“岛内选举”造势也要入场，结果导致“安定基金”损失惨重（见图表7）。2001年9月，“安定基金”账面亏损一度高达768亿新台币，期间引起较多台湾民众的不满和诟病，直到2007年8月，利用当时台湾股市的大好行情，该基金才全部出清，最终盈利37亿新台币。

既然介入时点如此重要，那要不要设立一套明确的量化标准规定平准基金的入场条件？

例如，半年内跌幅超过50%，或者连续两周跌幅超20%等。事实上，从境外实践看，各主要经济体普遍还是以定性标准为主，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规定因海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致资本市场有失序风险时，平准基金可以进行托底救市。一方面，设置量化标准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投资者明确预期到市场只要达到一定跌幅，政府必然出来“买单”，因此会进行更加激进的投机行为，拉高市场风险偏好导致风险积压。另一方面，量化标准很难适应时刻变化的经济环境，若标准过于宽松，则入场过早，若标准过于严苛，则入场过晚。

4、买入标的和操作：如何防止寻租和利益输送？

其一，平准基金的买入标的主要是权重股或跟踪指数的ETF。

一方面，购买非指数成分股，容易引起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救市时，“安定基金”购入兆赫、友讯、东联等非指数成分股，购入金额亦与市值不成比例，引发市场质疑。另一方面，权重股拉抬股指的效果更好，更容易扭转悲观预期，起到托底止跌的作用。2010年以来，日本央行长期干预，大举购买跟踪东证指数和日经225指数的ETF，叠加安倍政府较有力的经济举措，日本股市从2013年起开启十年长牛行情，日经指数从不足10000点水平涨至2024年初40000点以上，累计涨幅超300%。

其二，平准基金的操作应做到事前保密，事后公开。

从境外案例看，平准基金操作过程中，往往仅在事前公布基金规模，起到引导预期的作用，而具体标的和进场日期都是保密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执行秘书与工作人员、接受委托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对操作计划应保密。若违反该规定，将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000万新台币罚金。而在操作完成后，为保证透明度，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要求，“安定基金”应于完成任务后三个月内将运用资金额度以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

5、退出机制：如何防止市场扭曲？

除了日本，大部分经济体平准基金都会安排退出机制，在市场企稳上涨时缓慢退出，以减少市场扭曲。

平准基金长期、大规模连续性干预市场，会削弱市场价格发现功能，造成市场扭曲，因此退出机制至关重要。

境外案例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退出时点一般选在市场企稳或上涨时，以求尽量回收救市期间的投入资金。

二是退出方式主要是直接减持或发行指数基金。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就是在股市上行期逐步售出股票。我国香港地区则采取发行指数基金的方式退出，1999年11月香港成立盈富基金，接受投资者现金认购，然后再从外汇基金中买回一篮子股票，从而将官股平稳转交回投资者手中。2022年，该基金完成最后一批待沽基金单位认购，历时4年，回报率超83%。

三是退出节奏较慢，时间较长，一般在5年以上。

美国方面，

救市基金存续期约4年。2008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联合救市，2012年3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已完成出售其所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日本方面，

早期设立的共同证券基金存续期约7年（时间跨度1964-1971年），证券保有组合基金存续期约4年（时间跨度1965-1969年）。

韩国方面，

1990年金融机构筹集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至1996年解散，历时6年；2003年韩交所等成立的投资基金，在2006到2007年间卖出，历时约4年。

日本比较特殊，

为了刺激经济并稳定股市，走出债务通缩循环，日央行于2010年后开始直接入场购买ETF，持续性干预市场。客观上增加了股票的市场需求，减少了供给，造成市场扭曲。2024年9月末，日本央行持有ETF规模37.2万亿元，占市值比重3.9%。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允许ETF管理者出借日央行持有的ETF中的股票（类似融券做空），加上日央行短期内不会卖出ETF，也不会赎回，反而导致股票借贷市场的供应量显著增加，一定程度缓解了由于央行大规模购入股票带来的市场供需失衡[8]。

也就是说，平准基金即便没有退出计划，但配合完善的做空机制，也能部分解决市场扭曲问题。

6、实施效果：短期有效，长期仍取决于基本面。

短期来看，平准基金通过恰当的入场时机和足够的买入力度能有效的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恢复投资者信心，从而促使股市企稳回升。

例如，1995年日本股灾时期，日本股市安定基金入市后，市场很快得到企稳。

长期来看，上市公司股价由盈利能力决定，最终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成色。

平准基金更多用于应对非经济冲击引发的市场下跌，当市场因经济疲软而震荡时，平准基金往往只能短期抬升股指，无法扭转下跌趋势。这时更需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助力实体经济企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方能实现长牛慢牛。以韩国为例，1990年5月设立股市稳定基金后，股市短暂反弹，但6-8月继续下跌24%。主要原因是当时韩国处在滞胀期，央行为控制通胀不断加息，制约了救市效果。而2003年再度推出平准基金时，其效果明显好于1990年。主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在设立股市稳定基金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大财政支出和降息等，促使经济增速筑底回升，助力了股市的逆转向上。

四、关于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制度改革深水区，注册制走深走实的过程可能仍有“荆棘”，客观规律决定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结构转变、市场生态重构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市场波动在所难免。而股市平准基金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可以和金融保障稳定基金形成共振，共同护航金融体系，为改革腾挪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市场交投较活跃的情况下，更应提前筹谋。为此，我们根据境外平准基金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1、先解决立法层面问题，赋予平准基金干预市场的法定权力。

其一，《金融稳定法》为股市平准基金出台打开了“口子”，或可进一步设立专门条款对平准基金进行原则性规定

。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功能和服务的连续性…．．”。股市非理性暴跌属于市场风险范畴，这为利用平准基金干预市场提供了法律正当性依据。

其二，授权国务院单独出台条例，明确制度细则，需处理好股市平准基金和《证券法》等其他上位法的协调关系。

现行《证券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其中包括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根据这一规定，平准基金入场救市客观上可能有操纵市场的嫌疑[9]。反观境外，美国《1934年证券法》第36条（a）规定了一般豁免权，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行为可以不被认定为操纵市场。因此平准基金想要顺利推出，需要对《证券法》中操纵市场行为作出一定的例外规定。

2、明确投资决策体系、资金规模等，减少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

第一，组织体系方面，

可由证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运营，人员组成须包括证监会、财政部和央行任命的专员，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委派的专家，特聘的资深经济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人员。

第二，资金规模方面，

我国沪深北合计市值98.50万亿元（截至2024年11月15日收盘），根据境外经验，平准基金市值规模约在2%-6%，则适合我国的资金规模在2万亿元至6万亿元之间。

第三，资金来源方面，

一是向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所等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机构借贷筹集，央行在此过程中提供再贷款等流动性支持；二是发行特别国债；三是其他财政资金，如计提一定比例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计提一定比例国有股转让过程中的溢价，

这需要做好和《预算法》及各税收法律法规的协调。

至于能否以财政资金作为平准基金的来源，一方面是可能存在财政资金使用不公平的问题，即股市参与者只是部分群体而财政资金源自社会，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资金亏损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确实是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有主有次，政策要服务于主要矛盾，以及采取一系列制度设计尽可能规避和减少可能的副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性冲击，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不振，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有必要提振资本市场价格、稳定房地产价格，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提振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同时，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能够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稳定也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乎2.2亿股民、7亿基民的财富，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平准基金在当下具有一定“公共服务”的属性，救市能够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财政资金也是一个可选的资金来源项，但以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为首选，以更大力度凝聚共识，减少阻力和程序。

第四，投资标的方面，

应以沪深300等主要宽基指数以及相关ETF为主。

第五，操作披露方面，

一是

平准基金入场操作前对外公布明确规模，以起到稳定信心的作用，但对买入标的、具体进场时间严格保密。

二是

完成任务后（如操作后三个月），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

第六，退出及考核方面，

一是

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

二是

允许平准基金救市期间出现亏损。一方面，平准基金不同于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其入市目的不在于保值增值，而是出于稳定市场的考虑，是以公共效益为先。提高对“亏损”的容忍度，可以减轻平准基金救市期间的“顾虑”，使得出手更果断，效果更明显。另一方面，平准基金一般在股市企稳上涨时期退出，境外经验显示，即使平准基金救市期间有“浮亏”，退出时基本都能收回成本，并取得不错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