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和学校对清北率的看重,刺激了学校内部筛选机制强化。许多学校在高一开学时根据中考成绩对学生进行分类和定级,形成“清北班”、“火箭班”、“实验班”、“普通班”等名目。优等生享受最丰厚的资源,而普通班的学生则被边缘化。有的学校甚至将实验班和普通班安置在不同校区,实行不同的教育模式,连平时做的习题都不一样。运动会也在实验班校区举行,以节省实验班学生的通勤时间。这种做法使得普通班学生的生存境况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许多学校为了提高清北率,劝学生选择清北的冷门专业。这不仅损害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还让他们成为学校和政府提高清北率的“牺牲品”。政府为了产生更好的效益,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清北率高的学校倾斜,进一步加剧校际间的发展差距,恶化教育生态。同一个县域内,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差的学校越来越差。这种单向度的评判标准给家长们带来了深深的教育焦虑。
畸形追求“清北率”带来的恶果显而易见。它不仅会加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还会使教育政绩观诱导下的考评标准异化,加重学校和老师的负担。有些校长甚至表示,如果没有清北生,自己就会辞职。此外,教育部门对一些超级中学违规招生现象视而不见,默许其提前“抢录”优秀生源,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进一步推动了县中的“塌陷”。
在很多县域,政府每年都会为清北生提供高额奖励,有的地方甚至多达上百万。这种奖励机制虽能体现对优秀学子的认可,但也刺激了“名校情结”,加剧升学竞争,助推高分复读现象。高考“清北率”成为一门生意,反映了地方和学校教育无能的一面。清北生通常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农村孩子的教育资源匮乏,课外支持微弱,很难与县城孩子齐头并进。县政府的财政资源有限,对清北生的高额奖励意味着压缩对其他非清北生的奖励空间,使得底层家庭和学生的需求被忽视。
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低人一等、被污名化的问题,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升学政绩观有关。以清北率、重本率评价高中办学,矮化了高职教育,导致中职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转向升学导向。这种倾向加重了学校和家长的教育焦虑,使得教育内卷下沉。普职分流让家长倍感压力,担心孩子进入职业学校等于没有前途。家长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将其塞进各种补习班,用金钱换取“抢跑”,孩子没有自主选择权,学习变得被动。为了升学率、清北率,许多县中将高中三年课程压缩到最短时间,部分学生掉队,跟上进度的学生也在题海战术中挣扎。这种教育变成了简单的选拔赛,而非增值培养。
县中确实需要清北生,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教育质量的风向标,给予县域家庭和教师信心,盘活教育生态。但如果过度追求清北率,牺牲大多数学生接受同等质量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这样的教育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有损耗性的。清北率固然值得关注,但我们更应看到清北光环掩盖下的大多数,他们的努力同样值得称赞和看见。
甘肃天水市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了亮眼成绩,共有9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其中6名来自县级中学甘谷一中。这所中学的成功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它逆流而上,打破了“县中崩溃”的教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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