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时,还会出现“二孩跟谁姓”的新话题。受访者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冠姓权”的改变反映了女方经济条件优于男方、女方在孙辈抚养上付出更多等家庭权力博弈,也体现了性别平等的推动。
尽管这些女性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情况较好,但在做母亲的角色中面临的困境与普通人无异。高学历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量决策和育儿任务,而丈夫在生育一孩后的参与度较低,直到生育二孩后才有所增加。这导致很多家庭爆发矛盾。
一旦成为母亲,她们还面临“母职惩罚”。例如,苏晓洁为了照顾女儿跳槽到外资药企,收入不变但不再值夜班,二孩出生后又跳槽到社区医院,收入减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事业发展越来越好,收入跻身业界顶流,但对家庭的责任感并未增加。
沈洋和蒋莱在书中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蒋莱在意外怀孕后,面临生育后的种种操心。沈洋在婚礼上强调构建性别平等的家庭,但疫情打破了他们的生活节奏,育儿压力增大。最终他们重新找了育儿嫂,夫妻关系才得以缓和。
此外,书中还探讨了“全职爸爸”现象,指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承担照料劳动都会受到社会轻视。在日本,男性休育儿假的情况较少,因为文化传统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在中国,全职爸爸尚未形成规模,但也体现了男性气质的妥协。
对于“新老人”现象,蒋莱和沈洋认为这不是冲突,而是老人追求多样化生活的体现。年轻母亲越来越注重实现自我价值,希望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因此,社会需要提供托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包括生育补贴和灵活就业支持,同时要求男性强制休产假,以促进性别平等。
理想的婚姻和家庭应该是双方平等尊重,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新型婚姻文化进入社会后,更多人希望选择能够平等交流和协商的伴侣。亲密关系教育从小做起,帮助年轻人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从而更好地面对婚姻和育儿的挑战。当高学历女性决定生育二孩!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性别地位的演变,正在重塑婚育结构。教育性别差距的逆转,已经引发婚姻市场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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