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东今年56岁，背着一个黑色皮包，穿着一件藏青色外套，裤子略显肥大，走路不是很利索。他从包里拿东西的时候，手总是颤抖。

谢国东十几年来多方奔走、喊屈叫冤。他认为法院的判决是“以口供为主，缺乏人证物证的支撑，死者身上也没有孩子的DNA等任何信息，并且死者的内衣上检出了其他人的血迹。

谢国东说，案发现场是碱厂一生活区11栋楼顶的平台，在11栋斜对面是14栋，两栋楼相隔一条马路。当天，没人看见这两个孩子走到11栋，仅有人看到这两个孩子走上斜对面的14栋。

谢国东回忆，谢伟在案发当晚去门诊所找他，然后谢伟和刘浒一起结伴去玩。谢伟突然感到肚子不舒服，想找个地方方便，刘浒提议到14栋的楼顶，那里有条沟，别人看不到。“我们到楼顶后，我蹲在水塔旁到角落里解手，刘浒在旁边用手机放音乐。”根据谢伟的说法，在方便完后，他们下楼回家。

事发后，谢伟曾被警方押着回到小区附近的猪圈指认捡到木棒（凶器）的地方。在一审中，公诉人承认该木棒只是“类似物”，并不是实际作案的那一根。但在第二次开庭时，公诉人又将该木棒列为物证提交。

“如若木棍真的是凶器，木棍上会有指纹以及受害人的血迹、DNA等，但是这么重要的证据从未送去检验鉴定。”谢国东说。

让谢国东坚定认为孩子被冤枉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份湖南省公安厅出具的《法医物证鉴定书》。

从这份《法医物证鉴定书》上看到，当时送检的物证及样本除死者刘某连衣裙上的斑迹、胸罩上的血迹，以及她身体隐私部位的擦拭物外，还对刘某丈夫、谢伟、刘浒进行了采样。采样的结果显示没有谢伟和刘浒的任何生物遗留痕迹。

“DNA检测结果显示，刘某胸罩上的血迹系她与另一男性共同所留。”谢国东说，这意味着，这重要的物证“排除了”被纳入采样的这3个男人。而在这3个男人之外，“另有一名男性”。

刘浒和谢伟在多次有罪供述中均提到，当晚通过手机发短信的方式相约去门球场看淫秽视频，并在获知刘云死亡事实后，通过手机沟通商量应对措施。

谢国东认为，公安机关对谢伟和刘浒的手机，提取下通话记录、短信记录进行核实。只要对比查证即可作为证明两人在案发时间段有通话联络，就可以进一步作为印证两人有罪的有力证据。

即使两人将记录删除了，以2009年的技术水平，完全可能恢复删除的短信。如果两人供述属实，则两人的通讯记录时间和次数应该与两人的供述相吻合，相隔部门没有理由不提交两人的通讯记录作为证据。

案件在省高院审查委员会讨论

2019年初，谢国东从冷水江市公安局获悉，警方根据受害人贴身衣物上遗留的血迹，找到了法医鉴定报告中所称的“另一未知男性”张琦。张琦的到案，意味着刘浒、谢伟被定罪并服刑多年后，该案的“第三人”终于落网。

得知这个消息后，让谢国东再次看到了伸冤成功的希望。

“虽然早已到案，但迟迟没有庭审。”谢国东告诉记者，他和刘浒的母亲都一直在等待参加张琦案的开庭审理，但是一直都未见相关案件开庭。后来，办案人员告诉谢国东，张琦案起诉罪名为强制猥亵与侮辱尸体罪。“当刘云被家属发现时，她尚未去世，并不是‘尸体’。”谢国东说，他们一直想知道审判的具体情况，但是法院一直没有给答复。后来听说张琦已经在2023年被释放。

当谢国东找到冷水江法院询问“张琦案”审判细节和具体结果时，被告知无法对其说明。“告诉我案件和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无法告知。”谢国东略有激动，“张琦的血迹出现在被害人的内衣上，怎么能和我们的案子没关系呢？”

2020年1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发布情况说明：“我院正已发对谢某和刘某犯强奸罪一案进行复查，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四年过去，谢国东还没有等到复查的结果。2024年10月17日，谢国东和刘浒的母亲再次来到湖南省高院反应案情，希望法院能告知关于“张琦案”的审判细节及复查结果。

湖南省高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并不清楚“张琦案”的审判细节，也无法进行查阅。目前谢伟和刘浒的案件已经进入省高院的审查委员会进行讨论，还未有具体结果。如果有结果后，会通知两人。

谢国东表示，两个孩子入狱后仍坚称无罪，因不肯写悔过书，均未被减刑，目前刑期仍为无期徒刑。“如果愿意写悔过书，加上减刑，两个孩子今年差不多该释放了。”

十几年来，每个月谢国东会定期去探视一次儿子。“以前在家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活泼、热爱劳动的孩子。”谢国东说，现在每次去看儿子，感觉他都变得有些沉默寡言，性格慢慢变内向了，但是他仍然坚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