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年轻队列女性向下婚超过向上婚的现象在全球多个国家普遍存在。这项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总人口的95%(港澳台地区除外)。该调查以家庭为抽样单位,详细采集了夫妻双方等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生育等信息。
研究发现,在不同学历层次的同质婚中,教育与生育之间呈现明显的负向梯度关系:随着夫妻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子女数量逐渐减少。高学历同质婚夫妻的生育水平最低,而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夫妻生育水平最高。具体来看,高学历同质婚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低,而小学及以下的低学历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高。女性向下婚的二孩生育概率低于传统的梯度婚。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相较于传统的梯度婚姻或同质婚姻,女性向下婚模式的夫妻生育水平较低。这可能反映出在某一时期或早期出生队列中,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性别分工仍然根深蒂固。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队列的更迭,高学历夫妻在生育方面的劣势逐渐减弱,而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势在年轻队列中也出现了下降甚至消失的趋势。
在整体样本以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子样本中,相较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现一定的劣势。这种劣势可能源于生育所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和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展现出了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身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
从“70后”子样本开始,女性向下婚相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随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认知。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性别地位的演变,正在重塑婚育结构。教育性别差距的逆转,已经引发婚姻市场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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