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肠胃不适的患者在消化科经历了漫长、反复的求医后，最终在医生的建议下走进了精神心理科的诊室。

“难治”的胃肠病

2023年11月，唐波站在体重秤上，低头看着称上的数字“101”，心里咯噔了一声。“难道体重真的要破百了？”当时，34岁、身高1米73的唐波体重掉了30多斤。唐波告诉本刊，他进食困难的问题已经持续了8个月。

一开始，问题不算严重，只是午餐吃到一半，就觉得肚子胀得慌，且饱腹感会一直持续到晚上。为了晚上能吃下饭，唐波每天午饭后都会到办公楼底下散步半小时，努力让自己打嗝，把胃里的气排出来。

但情况越来越不好，两个月后，唐波一整天顶多只能吃半份米饭和一小碟菜，他的体重掉了20斤，“脸上和肚子上的肉基本都掉得差不多了”。唐波直奔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胃出了问题。医生给他做了腹部CT、尿检、便检，也预约上了胃肠镜检查。因为无痛胃肠镜要等到几个月后才能做上，医生先根据其他项目的检查结果给唐波做了初步诊断，“没有什么病变”，并建议唐波去看精神科，“可能是工作压力的原因”。

唐波没有去精神科。他是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他觉得自己只是劳累——2022年10月，公司搬了办公地点，他每天的单程通勤时间从之前的50分钟变成了1小时40分钟，每天7点出门，晚上11点才会到家。他吃着医生给开的缓解胃肠症状的药物，觉得状态好了不少，“胃胀还在，但能吃下更多的东西了，午饭和晚饭都接近一个正常人的进食量了”。2023年7月，在吃了两个月药后，唐波把药停了，可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再恢复吃药，效果也不明显了。唐波又开始跑不同的医院，密集地做检查，把甲状腺功能、心脏功能都检查了，还是没查出问题。

唐波告诉本刊，那天看到体重只有101斤后，他真的紧张了。他随后去了北京一家知名综合医院的内科全科门诊。一进诊室他就告诉医生，“把所有该做的检查全都给我再做一遍，因为如果再查不出原因的话，我没地方可去了。”医生仔细问了唐波的工作、家庭和生活状态，并且看了他过往的所有检查报告。“他非常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的胃没病，让我去精神心理科去看。”因为医院的名气，也因为医生的自信和干脆，唐波“特别信”这个诊断。经过四家医院和半年多的反复检查，唐波终于走进了精神科。

在精神科，唐波填了全范围的心理量表，还做了脑电图。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轻度焦虑。唐波有些疑问，“焦虑并不严重，怎么会导致这么重的胃胀？”唐波领了抗焦虑的药，因为担心“精神药物对大脑有伤害”，唐波没有按医嘱，一天服药三次，“有时候一天吃一粒，有时候没想起来就不吃”。就这么断续吃了四五天，突然有一天晚上，唐波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饥饿感，他特别激动。“你知道吗，那种感觉跟之前吃任何药的感觉都不一样，是正常人的饥饿感。我就心想，我的妈呀，原来真的是精神的问题！”

31岁的李悠和唐波有类似的症状。去年6月，李悠开始感觉消化不良，强迫自己吞下食物之后，会感觉到食物上涌，恶心，有时还会呕吐，吃了胃药作用也不明显。检查做完后，消化科医生告诉她，她的胃看起来很正常，如果只是单纯的消化不良，胃药不应该不起效，也建议李悠去精神科。在精神科，李悠被诊断为焦虑和抑郁。李悠记得精神科药物起效的那天，“不仅是胃部的不适缓解，是我整个人的状态都好了。比如以前从床上爬起来，会觉得很疲惫、睡不满，吃药之后，醒来就很精神，晚上睡前也不再不停地想第二天几点要做什么，而是简单捋一遍就觉得够了”。

表达情绪的器官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景南告诉本刊，他每天接诊的患者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像唐波、李悠这样，做完了整套身体检查还找不到病因的患者，“20-50岁的居多”。李景南说，“这种情况，医学上叫功能性胃肠病，就是我们通过现有的手段（主要是胃肠镜）检查后，没有发现脏器有任何病变，但病人确实有症状，最常见的是腹痛、吃不下饭或腹泻、便秘。与之相对，脏器发生了病变的，比如溃疡、出血、肿瘤、梗阻，叫器质性胃肠病。”

李景南表示，这些胃肠功能的异常表现，基本上都与患者的心理状态有关。“胃肠道的反应和情绪关系密切，我们俗话称胃肠道为‘第二大脑’。大脑在情绪变化中会分泌递质，它通过神经系统下传到胃肠道，而胃肠道也会分泌胃肠激素，通过肠道神经上传到神经中枢。情绪和胃肠功能相互影响。”面对有多年症状的患者，李景南都会请他回想一下，第一次发病时生活里出现了什么压力事件。

在李景南看来，相比于器质性胃肠病，功能性胃肠病更“难治”。“器质性疾病，比如胃溃疡、肿瘤，我们现在都能明确地追踪治疗效果，肿瘤切掉了，病人症状马上就有缓解。但是功能性胃肠病没有器质性病变基础，很多病人不相信自己没有病变，他总觉得医生是不是没查到，把病变漏掉了，有的病人一年能做两三次胃镜，反复就医，越来越焦虑，越焦虑症状就越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也因此，李景南在和病人沟通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对方的反应和接受程度。“有一些病人，如果我说‘你的胃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的问题’，他们马上就会说，‘医生，我不是骗人的，我是真疼’。他们其实担心我没有理解他的病痛。我会告诉他们，我知道他的症状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种症状不是病变引起的，而是调节功能不好。”李景南说，有的病人一旦听完医学解释，解开了心结，不再担心自己的症状是癌症、疑难杂症，症状很快就消失了，还有一部分人迟迟没办法自愈，李景南会建议他们去精神心理科就诊。

林子乔是北京友谊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主治医师，她每天接诊40到60个病人，其中有三四成是从消化科转诊过来的，还有两三成的患者已经看过心脏科、神经内科、耳鼻喉科或口腔科，他们经常会拎着一大袋检查报告推开诊室门。“很多躯体症状和疾病的发生发展都和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我们称之为心身疾病，大部分患者都是首先去检查躯体，在医生建议下，才来到我们科室，很多是至少看过两三位消化科医生了。”林子乔告诉本刊，友谊医院是以消化科为特色的综合医院，2021年增设精神心理科，就是为了让病人更方便地接受身体、心理的综合检查，找到真正的病因。

林子乔在问诊中发现，让很多患者迟迟不愿看精神心理科的，除了医学知识的缺乏、看精神科的耻感，还有对自身情绪的忽视和回避。“坐下来之后，患者会先花很长时间讲自己的身体感受，需要医生一点一点引导，才会慢慢开始谈自己的情绪。”而对情绪的长期忽视，本身就是造成焦虑和抑郁躯体化的原因之一。“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要合理地宣泄情绪。这是因为情绪长时间受到压抑，累积起来，就容易造成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继而出现内脏器官功能失调和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感。”林子乔说，“很多焦虑抑郁躯体化的患者，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对自己的情绪不太敏感，或者说平时不注重感知自己情绪，那么他们的情绪只能通过身体来表达、爆发出来。”

被压抑的情绪

“从消化科过来的患者，焦虑和抑郁的占比是比较多的。”林子乔说，“一些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可能来自阶段性的压力，比如十几岁的患者面临学习的困难、青春期人际关系的敏感，中年患者有家庭和职场的双重压力，老年的患者则可能要面对慢性病或配偶的离开等等。但是也有一些患者，他的躯体症状来自性格特质，比如急躁易怒、爱操心，这些性格也容易导致心身疾病。”

在精神心理科治好“胃肠病”的患者，通常会在回忆的讲述中“倒带”，回溯那些曾经被自己忽略掉的情绪问题。李悠想，自己的胃或许不是第一个“抗议”的器官，消化不良出现的前一年，她就因为上腹绞痛去看急诊，查出了胆囊炎。“但是没有胆结石，医生跟我说，这种痉挛型的非结石性胆囊炎可能和精神有关。”李悠再往前倒，想到自己从9年前开始就一直有便秘问题，而且每晚睡前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读书时代还常常在炎热的夏天感到浑身发冷，不停颤抖，要盖两三床被子。这些事，她从没仔细追究，直到如今回想起来，才觉得“可能属于焦虑躯体化的症状”。

李悠说，胃出问题的时候，她的生活里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和刺激，“应该是一个长久的、积累的，精神压抑的过程。”“平时我是一个特别能忍的人。”李悠是自媒体从业者，即便在腹胀最严重的时候，她也从没因为身体放慢过自己的工作节奏。小时候，因为家人情绪波动剧烈，家庭关系紧张，李悠从来都紧绷着神经，而且不喜欢把心事跟别人讲。“我一直觉得自己精神上没有问题，结果身体出现问题了。”

唐波也回溯了自己内心焦虑积压的过程。2017年结婚之后，他和妻子在生活上的矛盾与日俱增，主要是他认为妻子有严重洁癖和强迫症，“家里的东西不能随意碰，每一个物件，小到一根笔芯、一张卫生纸，大到一件衣服，但凡能看见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要摆得严丝合缝、整整齐齐。”两人因为家里的摆设、卫生一直吵个不停。

2022年底，唐波的妻子生下孩子，然而产假刚结束就被公司裁员了，投简历也没有回音，只能在家里全职带孩子，精神更加紧张和抑郁。临近35岁的唐波也遭遇了职场瓶颈，两人的冲突愈发严重，2023年，两人分居。唐波说，在确诊焦虑症之前，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如何带妻子去看心理医生、改变妻子的行为上，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情绪反应，也从不跟父母、身边朋友聊家庭矛盾。每当被问到为什么暴瘦，唐波的回答都是简短的两个字，“减肥”。

在看诊时，除了开治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林子乔还会给患者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建议，建议他们从小事着手，比如规律饮食，做深呼吸放松训练，每天做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一定的阳光照射，有利于神经系统的改善”。在生活步入正轨的基础上，林子乔也会建议患者尝试跟心理咨询师聊聊，“从认知层面，找到思考一个问题更灵活的角度，从而帮助身体和情绪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