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周轶君的异国教育观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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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9 11:15:43 腾讯

“职业学校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只要学习按钮该怎么按，螺丝要怎么拧。”周轶君介绍，“而是要知道按钮背后的一套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螺丝是什么材料，怎么生产的。”工厂学徒制度在德国有几百年的历史，她去探访一个童车工厂，一对师徒，师傅从事了18年童车制造工作，光凭手摸就能判断出材料。

双轨制教育机制也提供了容错率。职业学校毕业后，甚至工作几年后，年轻人仍然可以重新进入大学学习。

在德国一座小镇的小学，一个班实行混龄教育，没有老师统一制定的教学进度，学习材料按照深入程度划分不同板块，进度全由学生自行把控，老师在一旁帮助。周轶君带着愧疚询问老师：对孩子的高度信任来自哪里？会不会有孩子抄袭已过关孩子的参考答案？

“我认为信任来自，不要总将孩子们相互比较。如果对全班说，这是你们的测验，你们要同时在这里完成同样的测验，他们自然会相互比较，通常这就是学校测验的目的。”老师告诉她，“但是如果测试只用来评估你个人，你是否学会了所有知识，如果没有，我们会帮助你。我为什么还要去抄别人的答案呢？测试是单独的，而非公开的。”

走访了五国，周轶君意识到，教育是一种文化对人的定义。“不同的文化，长出来的人完全不一样，你说哪一种更好更有意思？真没有标准。”

周轶君对简·莫里斯《世界》里的一个表达印象颇深。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国际新闻记者简·莫里斯在几十年间游历多国。在书里，她坦诚表达俄国人不够友好，对芬兰则观感颇佳，人都友善，社会很有秩序。

“但她说，在芬兰，如果我去餐厅吃饭，你不要指望晚餐时间坐在你旁边的是屠格涅夫。什么意思呢？她觉得俄罗斯固然混乱，但是有那么多有趣的人，从那种环境里长出来的人，有被压抑的部分，可是也有复杂性和丰富性。”周轶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芬兰人从非常好的环境长出来，但那样的人可能有点单一。咱们讲，好山好水好寂寞，他的纯洁，他的好，也有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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