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黑天鹅”频现的美国大选，让今年的政治氛围陡然生变。原本两位高龄政治家之间二度对决，让美国选民倍感疲劳，但经历过暗杀总统候选人、临时更换竞选者的戏码，巨大的不可预测性横亘在选民与全世界面前。

2024年8月20日，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办竞选集会。

但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选举本身，也可将目光放诸长远，将2024年视为美国内政变迁的又一个观察节点。无论是捆绑整个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还是代际断层这样的两党内部危机，在今年的大选中都再度凸显，然而问题都非出现于一朝一夕，影响也不仅在今朝。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深耕美国选举政治，在《凤凰周刊》的专访中，他给出了对今年大选的具体剖析，并尝试解答更深层次的问题——选举到底意味着什么？民主党面临着怎样的方向危机？特朗普及其代表的理念如何形塑共和党的未来？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析，或许可以帮我们获得一把钥匙，让我们更易理解美国选举与种种政治现象。

《凤凰周刊》：民主党施压拜登退选，有强烈的过河拆桥意味，但从结果来看，的确让哈里斯近来在全国民调占优。这能否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刁大明：从7月21日拜登宣布退选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恰好一个月，换人后民主党的选情确实有所改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党的一潭死水起到了激励作用。

哈里斯在年轻选民、女性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群体中的动员能力确实比拜登更强。到8月初，民主党的综合民调摆脱了自去年9月以来特朗普持续小幅领先于拜登的局面，哈里斯相对特朗普的领先幅度已经到了1%到2%之间，虽然微幅领先，但在态势上有所转变。

加入选战后，哈里斯在全国民调保持小幅领先特朗普。

换人还改变了民主党赢得摇摆州选票的路线图。在拜登退选之前，他必须赢下中西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这三个摇摆州才能赢得选举。而现在，民主党在威斯康星州得以守住、密歇根州或宾夕法尼亚州选情有所松动的情况下，仍有胜选机会。

当前，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东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选情变化。按照目前的民调来看，这四个州也真真正正“摇摆”起来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州”。这意味着，哈里斯通往白宫的路线图可能会比拜登更为丰富，从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民主党的颓势，改变了选举的节奏。

即便如此，民主党的选情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

一方面要看哈里斯当前的领先势头能不能维持下去。过去一个月，民主党像是处于排球比赛中的“强轮”一样顺风顺水，似乎怎么打都能赢。换人后，哈里斯在16天内快速确定了副手人选，接着立刻前往七个关键州去做竞选集会活动，然后举办全国代表大会。整个过程中没有太多负面消息，显得势头强劲。

但不能天真地认为，换人就能解决民主党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实际上，经济问题还在，通胀形势又成为焦点，边境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可以说，民主党目前的势头更多反映了美国选民的情绪。以前特朗普势头压过拜登，因为他能更大幅度动员共和党选民“归队”，现在的局面则是哈里斯在让更多民主党选民“归队”。而接下来，哈里斯和特朗普将要硬碰硬，谁表现更好很难说。

2024年8月3日，特朗普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

另一方面，假如拜登没有退选，7月21日到现在就不会是他的“强轮”吗？这很难说。虽然哈里斯让民主党的选情好了起来，但尚未好到一定能赢的地步，不能算是彻底扭转民主党选情。所以说，民主党目前选情的改观到底是不是由换人导致的，很难作出判断，只能说换人并没有带来更糟的后果。就算哈里斯胜选，是否就意味着民主党换人是成功的？也很难做出这样的评判。

民主党的任务不应该只是赢得选举，而要考虑胜选后的执政问题。但从2020年以来，美国的政党政治似乎到了只要赢得选举、执政问题可以再议的状态。因而两党无论谁赢得选举，并不是为了未来四年以自身理念来改变国家，而是为了赢得选举本身，阻止另一个政党运作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算民主党赢了选举，也不能算是一种胜利。

如果哈里斯上台，只意味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主党正在被身份政治裹挟。民主党关注的诸多议题都在打身份认同牌，换句话说，已经到了候选人必须是非白人才对选民具有吸引力的地步。哈里斯的当选意味着民主党会倒向一个非白人党，可无论在理念还是群体意义上的非白人党，对于民主党的政治生态及未来发展来说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美国是否已做好准备来迎接一个女性少数族裔总统还很难说，这只会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到目前为止，只能说换人的选择不算错，但对于民主党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很难判断。如果民主党的目标只是赢得选举，现在还看不出来哈里斯必胜的可能性，如果民主党的目标是回应美国民众，以其理念引导美国的发展方向，那么它还没有为此作出充分准备。

民主党转向身份政治，也刺激共和党转向了白人至上主义，推动了特朗普的崛起。

《凤凰周刊》：奥巴马也是一位少数族裔总统，他在赢得选举后受到身份政治的困扰吗？

刁大明：奥巴马参选的时间背景比较特殊。2008年，美国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当时大家都困于其中，急需变化和变革，奥巴马也着力迎合国内选民在这方面的诉求。很显然，奥巴马当选后加速了民主党的身份政治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共和党人白人至上的转向。虽说如今特朗普一直强调阶层意义、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观转向，但包括特朗普崛起，乃至民主党现在需要哈里斯才能调动更多选民，这一切的改变可能起源都在2008年。

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加速了民主党走向身份政治的道路。

《凤凰周刊》：2008年奥巴马上台时民主党已经存在隐忧，可以说特朗普日后的上台并非一种偶然。如何解读这些年来民主党面临的问题？

刁大明：自2008年以来，民主党看到了身份政治的变化，看到少数族裔的激增和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觉得用这张牌可以快速动员选民，所以选择完全拥抱身份政治，这导致其成为了一个少数族裔政党。也有人说到21世纪40年代，白人将不再占美国人口的多数，那时民主党将会拥有更多优势，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在西方的政党体系里，哪个国家是按照族群区分政党的？随着少数族裔比例不断增加，他们会努力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特别是拉美裔和华裔。如果将来这些人实现了阶层跃升，共和党拿经济阶层、收入来“切割”选民，民主党拿身份政治、族裔标签来“切割”选民，前者是能够改变的经济身份，后者是与生俱来且不可改变的族裔身份，那么谁会成功呢？这将导致一个后果，即民主党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平等，如果人人平等，它就失去了动员和切割选民的能力。

特朗普宣誓就任总统，与奥巴马夫妇一起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

实际上，很多非洲裔选民认为，民主党对他们采取的政策仍是“种植园式”的——即提供一些利好政策，却无法帮助他们实现阶层变化，只是在选举期间呼吁该群体出来投票。比如说，现在哈里斯提出的一些福利政策，短期内能收买人心，长期而言却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导致债务提升，且税收不会增加，这意味着通胀水平不会下降，本质上解决不了问题。

民主党人总说，共和党是要回到过去，民主党则要争取未来，但这样的说法也是在“画饼”。民主党声称追求积极的、美好的、包容的社会，但他们是否包容那些有种族倾向的白人？实际上并没有。

虽然特朗普表现得非常极端，但他是在经济意义和阶层意义上做文章，希望回应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迫切问题，而民主党的很多政策还是在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争取更多选票。它带来的结果是，民主党变成一个少数族裔党，却没有直面问题。

《凤凰周刊》：从共和党初选阶段可以看出，特朗普依然在党内有着极强的主导力量，党纲像他个人的竞选纲领，选择的副手万斯也总是刻意模仿他的风格和主张，很有继承衣钵的意味。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个人和共和党的绑定将是极其深厚难以切割的？长期来看，共和党是否还希望与特朗普切割？

刁大明：我们常说，共和党是一个理念主导的政党，民主党是一个群体融合的政党。共和党从来不缺激进的理念，这些理念或许比较极端，但确实会引导共和党持续发展下去。比如说，当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被认为是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在1964年参选时，大家都认为他太过极端，但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新保守主义，也不会有日后里根的巨大成功。

这次选举中，特朗普所提出和代表的理念已经被共和党阵营不断系统化，并包装成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应然状态。这些理念会被共和党留下，如果特朗普当选，他的理念会进一步影响和塑造共和党，他的人事安排也将带来共和党政治精英群体构成的变化。

即便败选，特朗普对共和党在理念方面的影响依然存在，因为共和党已经全面特朗普化。只不过如果败选，特朗普对共和党政治精英构成方面的影响会相对弱一些。未来，谁会继续以特朗普的理念来推进共和党的转型，将其变成一个多族裔的工人群体政党？这值得关注。经历几轮选举和内斗之后，共和党的人事安排或将迎来快速调整，在2028年大选或2032年大选中明确这一人选。

共和党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方向，而在于缺少更多、更合适的精英，从而能在这些方向上实现最大进展。相比之下，民主党则更加缺少方向和理念，它不断利用小恩小惠、通过政策调整来黏合群体，试图迎合不同群体的诉求，其基本盘也处于不断变化中，但却始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哈里斯在经济和边境议题上都处于劣势。

《凤凰周刊》：和四年前相比，如今我们可以说“特朗普主义”是一个语义清晰、使用语境明确的词汇吗？未来无论特朗普是否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特朗普主义”都将继续主导共和党吗？

刁大明：对“特朗普主义”这个词的理解要区分语境。它在美国国内同其在国际舞台的意涵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所谓“特朗普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提及较多，指的是美国的战略收缩，把美国自身资源和力量收回到国家的框架内，让美国成为一个具有领导力，但更强调主权性和内部事务的国家，而所有的对外付出都应以美国获得更多利益为前提条件。可以说，“特朗普主义”完全改变了冷战后美国对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

在国内层面，“特朗普主义”在某些议题上接受了传统共和党人乃至一些激进共和党人的理念，比如税收改革、移民政策等，但其本质上并不是保守主义，而是民粹主义，它是西方民粹主义最大化的体现，也是和1980年代以来共和党保守主义理念结合的产物。可以说，“特朗普主义”是具有保守色彩的民粹主义，共和党内部那些反对“特朗普主义”的人则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反对民粹主义。

依照“特朗普主义”，共和党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例如“MAGA派”就是接受了保守理念的民粹派，他们已是共和党建制派的一部分，也是支持特朗普的“主力军”。如今很难还将特朗普认定为非建制或反建制派，毕竟他已经做过四年总统。如果一定要有所区分，共和党内应该分为“MAGA派”和“非MAGA派”。

在如今的共和党内，MAGA派已经可以被认为是建制派。

《凤凰周刊》：当拜登和特朗普竞争时，两党都被认为出现了代际危机，没有中生代政治家有影响力可以对抗他们。现在民主党已经从拜登交棒给哈里斯，共和党依然以特朗普为核心，但他也在找接班人。代际危机对两党来说依然是一个问题吗？

刁大明：如果在总统政治意义上谈论代际危机，对民主党而言，从1992年至今，除了奥巴马之外，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因为奥巴马超前（成为总统），人们会觉得“60后”已经可以执掌政权，导致“50后”群星陨落。结果到了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还是“40后”。

自1992年克林顿当选以来，除了奥巴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

因此哈里斯的意外出现，一定程度上似乎缓和了民主党面临的这种代际危机，让民主党看起来年轻了一些。但事实上，16年前的奥巴马早就做到过，因此可以说民主党仍在原地踏步，只不过形势没有进一步恶化。

倘若哈里斯当选并寻求连任，这意味着“70后”的民主党人失去了2028年参与大选的机会，从这一角度看，她没有为民主党面临的代际危机带来本质性改变。也许经历两至三次总统选举后，代际问题才可能真正得到调整。

对共和党而言，未来同样难有机会让“70后”上台。比如说，如果特朗普未来支持“80后”的万斯参选，党内那些“50后”“60后”“70后”该怎么办？特朗普选择万斯或将导致共和党代际更替提速，短期来看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长期而言，如果不能实现平稳且有效的代际更迭，依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尽管担任总统的年龄不存在定数，却存在大概的规律。然而由于很多因素的存在，比如政治极化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一些人年纪轻轻便快速蹿红，上升到比较高的位置，甚至借助一些危机上位。因为同样的原因，一些年龄较大的政客也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

奥巴马出生于1961年，首次当选总统时他只有47岁。

《凤凰周刊》：虽说美国政治极化严峻，但至少选举期间两党都还是要争取中间选民，能不能说中间派的存在依然很关键？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极化的反力量？

刁大明：所谓“中间派”，应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种是精英意义上的中间派，由于政治极化，这一类的中间派越来越少，只有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参议院投票情况为50比49时，才有他们的生存空间。另一种是选民意义上的中间派。所谓中间选民，是指依据不同议题做出不同选择的那些人。

中间选民一直存在，现在仍占美国总体选民数量的30%至40%，但他们并没有影响到政治极化的趋势。这意味着这部分人缺乏投票热情。他们之所以不愿去发挥价值，也是因为对美国政治感到失望，因而持无所谓的态度。

但如果他们不投票，占比再高也没有意义。当中间选民的价值下降，两党就会更多回归基本盘，诉诸比较极端的立场，只要拿到基本盘的足够票数硬碰硬即可。

只有当中间选民认为选举事关全局、意义重大，他们才可能出来投票。从这一层面来讲，虽然哈里斯总说要阻止特朗普卷土重来，但如果中间选民认为特朗普会带来风险，可哈里斯的政策也不具有吸引力，他们可能依然不愿意投票。

2024年7月15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办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首日，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右）及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和埃里克·特朗普为前总统振臂欢呼，特朗普站在他们中央微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