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正逼近波动区间上限。自今年4月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与中间价的偏离率持续高于1.9%,接近2%的上限阈值。回溯至去年10月,类似情况也曾出现,当时汇率对中间价偏离亦近乎触及2%。当前,人民币面临新一轮贬值压力,其即期汇率显著偏离中间价,与去年10月的情形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
近期及去年下半年,人民币贬值压力皆源于美元升值和中美利差扩大这一共同的外部环境。
自3月中旬起,美元强势上行,对人民币汇率构成贬值压力。然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始终保持稳定,导致市场汇率与中间价之间的偏离进一步拉大。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我国确立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相结合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通常情况下,中间价会随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而相应调整:美元升值时,中间价相对美元贬值;美元贬值时,中间价相对美元升值。然而,在去年下半年及近一个月的美元升值周期中,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却未作调整,从而加剧了市场汇率与中间价之间的偏离。
中美利差现正处于扩大的态势。自去年10月以来,国内7天逆回购利率维持在1.8%,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则稳定在5.25%—5.5%区间,两国政策利率利差并无变动。尽管如此,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在去年10月后一度收窄,但近期已再度扩大,甚至超过去年10月的峰值。
相较于去年下半年,当前国内经济基本面与国际收支状况均有显著改善,市场并未形成人民币将单边贬值的共识。
经济增长动能正在恢复。今年一季度制造业PMI平均值为49.7%,较去年四季度的均值49.3%有所回升。尽管1—2月份房地产销售仍处下滑态势,但工业生产环比增长势头强劲,投资增速较去年四季度加快,消费保持较快增长,预示着全年GDP有望实现约5%的增长目标。
国际收支状况亦有所好转。去年9—1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累计达507亿美元;而从去年12月至今年2月,逆差缩小至122亿美元,较此前三个月大幅缩减。
外汇市场交易活跃度未见明显下降。近20天来,人民币即期外汇日均成交量约为322亿美元,远高于去年10月日均134亿美元的成交量水平,显示外汇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并未形成人民币将单边贬值的共识。
展望未来,美元存在进一步升值的可能性,人民币对中间价的偏离状况或将继续。近期美国公布的CPI数据超出市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已推迟至下半年。4月11日,欧洲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同时声明:“如果接收到的信息使我们更加确信通胀将持续迈向2%的目标,那么我们可能无需将利率维持在当前高位。”市场据此推测,欧洲央行最早可能于6月降息。若欧央行降息早于美联储,美元可能进一步走强,人民币则将持续面临贬值压力。倘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继续保持现有水平,即期汇率与中间价的较大偏离状态恐将延续。
自去年年底以来,财政政策力度加大,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产生积极影响。去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增发1万亿元国债并调整了2023年财政预算。今年计划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预算安排广义赤字率为7.2%,较去年实际广义赤字率提升1.4个百分点,财政政策力度明显增强。货币政策宽松通常会降低本国利率,引发本币贬值;而财政政策宽松则有助于汇率稳定,促进本币升值。今年财政政策秉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原则,若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过去两年间,人民币有效汇率经历显著贬值。从中期视角看,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实现外部经济平衡。自2022年3月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约12%。实际汇率贬值有助于提升国内可贸易品的国际竞争力,例如,2023年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了74%。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贸易顺差的迅速扩大可能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今年通过加大财政政策力度以实现国内经济供需平衡的同时,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达成对外经济均衡。
亚洲货币正面临严峻的贬值压力。日元、印度卢比与韩元纷纷刷新贬值纪录,其中日元贬值得尤为剧烈,自2020年以来已累计贬值近50%,近期因贬值速度过快,导致日债收益率急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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