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费何错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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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4 17:46:02 新乡土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近期就“内蒙古开鲁县蹊跷的增补承包费”事件引发的广泛关注发表观点。该事件由“中国三农发布”报道，其中基层干部的言论极具画面感，引发公众对基层干部行为的关注，而对新增耕地有偿使用费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解却相对欠缺。基于有限信息与过往调研经验，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

开鲁县作为上级选定的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单位，报道中提及的“增补承包费”实际上是村集体针对新增耕地收取的有偿使用费，系试点内容之一。租户认为草地改耕地系个人投资，村集体无权增收承包费。然而，这一论调忽略了关键因素：草地转为耕地涉及土地用途管制，私自改变土地用途可能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地方政府承认并合法化这种用途转变，产生合规化成本，且合规化耕地使租户有望享受国家地力补贴优惠。这意味着新增耕地收益并非全由租户创造，政府与村集体共同参与其中。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及承包经营权发包人的村集体，有权参与收益分配，此举在情理上并无不妥。部分农户已接受并缴纳费用，但少数大户拒缴，令已缴费农户感到不公。

从合同关系演变角度看，多年前签订的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化，各方均有权提出补充条款，重新定义权利义务。尽管法律途径可解决矛盾，但如能通过协商或工作达成共识，应避免过度依赖法律。对租户和村集体而言，友好协商最为理想，只是协商时机与方式亦是双方博弈策略。地方政府选择在春耕前收取承包费，若协商失败，可收回土地。然而，此举对租户并不友好，可能导致租户求助媒体曝光。现矛盾已公开化，法律程序成为必然选择。

此事件可能关联历史遗留问题。税费改革前后，许多农村地区村集体税费征收困难，上级转移支付有限，导致村级组织运行困难，大量村集体资产流失，如“四荒地”低价承包中存在私相授受现象。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门持续清理不规范村集体合同，重梳承包关系。当前，涉事大户可能并非普通农户，而是资本下乡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阻挠大户春耕的并非基层干部，而是普通农户，揭示出大户与普通农户利益并不一致，而舆论常将大户视为“农民”。这警示各地在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时，须审慎对待大户培育。

基层试点工作通常充满挑战，尤其涉及利益调整时更是难上加难。承担试点任务的基层干部多为工作能力强、执行力突出者。报道中出镜后遭免职的镇党委副书记，可能是该镇的工作骨干。仅从报道片段看，其言行确有不妥；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此类言语在攻坚克难时并不罕见。基层干部不仅是裁判员，更是运动员，需运用符合地方情境的言行获取竞争优势，包括运用情理、强力及法律手段。一些看似粗鲁的言行在特定情境下具有合理性，脱离情境则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镇党委副书记因个人言行负责，被免职并不冤枉，但其行为本质上属于公务行为，是在以群众能理解的语言履行职责。免职某种程度上使其成为替罪羊，尽管其履职素养确有提升空间，未能预见到地方政府对“不良社会影响”的敏感。

基层工作具有复杂性，遗憾的是，当下鲜有人愿意深入理解并正视这种复杂性。面对干群矛盾，人们常一味归咎于干部，忽视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忽视群众内部差异及干部个体差异。一些今日显现的问题实为历史遗留，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情境在具体环境中存在合理性。镜头与纪律倾向于简化复杂问题，对基层的容错度极低，可能导致基层干部变得谨小慎微，不愿触碰、解决基层矛盾。基层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策略，其精髓不仅在于遵循公认道理，更在于接纳尚未能规范化的“秘密”——如大户的抵制行为、普通农户的攀比心理以及基层干部的多样性。在无法全面理解之际，同情性理解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张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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