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调休背后个体的时代获得感，调休从“功利性”转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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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3 10:38:42 济南时报

重视调休背后个体的时代获得感

本周，我们步入了“五一”假期前的首个调休周。关于调休的热议持续升温，无论官方媒体还是广大网民，罕见地在多元舆论场中形成了广泛的共鸣。此话题引发强烈反响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抽象的理念探讨，而是真切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节奏。

尽管社会普遍对调休持有异议，但具体看法仍存差异。有评论指出，官方应对调休制度作出调整，以响应民众呼声。另一方观点则认为，调休目前仍是最佳方案，部分人对调休的反对之声，可能源于对自身利益关联度的认识不足。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依赖于一套相对固定的规则，任何一方过度强调自身的利益，都可能导致系统失衡。

调休的本质是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追溯其历史脉络。

时光倒流至1999年，首个因调休而形成的国庆黄金周应运而生，旨在提振旅游业并推动经济增长。此举成效显著，短短七天内，全国出游人数高达28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41亿元，相当于上一年国内旅游总收入的5.9%，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0.18%。有人以此为依据，批评调休初衷仅在于刺激消费，而非保障劳动者权益。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以及劳动者的巨大贡献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历经二十多年，公众对调休的态度由好奇转为不满，这折射出中国社会进步过程中，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是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矛盾。围绕调休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劳动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对公共福祉分配模式的新认识：不应牺牲任何一代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这应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的过程。社会各界对此已有共识，关键是将理念转化为实际政策，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调休现象揭示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层次问题，反映出宏观经济发展与个体感受间的温差。呼吁取消调休，实质是人们渴望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争取更多权益。

在探讨调休问题的解决方案时，专家与媒体普遍提及落实带薪年假。然而，年假能否全面、无折扣地执行，关键在于成本分担问题。当前，企业允许员工休年假更多基于道德自觉，而非法律压力。企业间若存在自觉性差异，允许年假的企业可能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劳动者申请年假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地位不对等的谈判，容易导致劳动者放弃休假，进一步加剧职场内卷。

破解内卷，关键在于强化规则意识，避免资本无节制逐利。虽然全面落实带薪年假至关重要，但在当前环境下，短期内实现全面强制尚有难度。因此，更为经济且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增设公共假期进行“兜底”，赋予劳动者更多法定休息权利，简化休假程序，减轻劳动者与企业间的博弈压力，实现相对公平，使全社会在同一起跑线重启竞争，既维护劳动者权益，又缓解企业压力，堪称理想对策。

面对调休争议，有人提出扩大休假范围的诉求，虽能理解劳动者的心情，但大范围休假涉及深层利益调整，需考虑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激进改革并非明智之举，温和改良才是可行之道。例如，赋予劳动者自主选择调休与否的权利，或在保持假期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降低补班频率，给予企业和现有利益格局适应缓冲期。长远来看，取消调休、增加法定假期，符合国际主流价值观，也是社会主流期待。

总之，调整调休制度的利益考量，从“功利性”转向“人性”，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回顾1999年调休制度首次实施所带来的经济繁荣，适时改革调休制度，或许能在解放生产力和提升消费力方面，翻开新的一页。社会各界应积极应对这一议题，以期在公共福祉面前展现出更多善意，推动社会进步。

(责任编辑：卢其龙 CN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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