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婚平均花费

有研究表明，房价越高的地区，男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越晚，证实了购房压力对人们结婚行为的影响。此次调查对象的结果显示，结婚花费的平均值高达33.04万元，是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万元）的8倍多，反映出结婚花费给夫妻双方乃至他们的家庭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此外，谈恋爱或结婚的时间成本很高，而这一点往往被忽略。

生育率下降成为全球普遍趋势，尤其在东亚地区，中国等国已呈现全球最低生育水平。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及少育群体的扩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杨凡、郭品锐和刘甲楠三位学者在《人口研究》期刊发表了名为《中国不婚、不育和少育的状况、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的论文，借助最新专项调查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尽管已有研究对中国婚育推迟现象进行广泛研究，但多数研究仅宏观描述，缺乏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群体的深度剖析。这些研究大多在人口规模控制时代背景下进行，未能充分捕捉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个体婚育观念与行为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近年来生育支持政策的反应。

该文基于2023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实施的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聚焦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三类特定育龄群体，旨在揭示当前生育政策环境下人们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全面解析当前影响育龄人群婚育抉择的主客观要素，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扎实的实证依据。

研究揭示，中国普婚普育的传统并未消逝，多数不婚不育群体仍渴望步入婚姻并生育，这与西方人口转变中婚姻家庭价值的弱化形成鲜明对比。此类群体之所以推迟婚育，主要源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因此，提供更完善的婚育支持政策至关重要，以消除其婚育顾虑，助其实现婚育愿望，释放人口潜力，激发人口活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不婚晚婚群体定义为年龄超过全国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但仍未结婚的人群，包括调查时点年龄在30至45周岁且从未结婚的男女。他们虽因种种原因推迟婚姻，但仍存结婚可能。不育晚育群体指已婚但未生育，且生育时间晚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群体；少育群体则指已有一孩，但生育数量低于理想子女数的群体。

对于不婚晚婚群体，调查发现仅两成受访者未来无意结婚，大多数仍向往婚姻。超过六成受访者实际年龄超过理想结婚年龄，择偶标准逐渐从“门当户对”转向注重人品个性。经济压力被确认为制约结婚决策的首要因素，认同此观点的受访者占63.78%，且男性（66.98%）明显多于女性（60.60%）。仅17%的不婚晚婚群体备有独立婚房，且近八成婚房由父母出资至少一半购买或建造。高房价地区的居民结婚年龄普遍较晚，印证了购房压力对结婚行为的影响。结婚平均花费高达33.04万元，约为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万元）的8倍，凸显了结婚经济压力。此外，恋爱结婚所需的时间成本不容忽视。

七成以上受访者曾遭遇父母或亲朋好友催婚，但负面婚姻经历对结婚决策的影响更大。约三成受访者表示，他人婚姻不幸影响了自己的结婚决定。不育晚育群体中，有生育计划的受访者占78.49%，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09个（女性1.08个，男性1.11个），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0.99个（女性0.96个，男性1.01个），生育意愿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大部分仍期望生育。

影响不育晚育群体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中，“是否有人照料孩子”最为显著，近七成受访者认为该因素对其生育决策影响重大，其次为“社会大环境”（52.38%）和“生育支持政策”（46.76%）。可见，充足的生育支持（包括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对无孩群体是否生育至关重要。调查还揭示，76%的受访者将“相互陪伴，情感慰藉”列为结婚主要原因之一，而将“组建家庭，养育孩子”列入前三的仅占30.15%，显示当下多数人结婚主要追求精神价值，生育已非婚姻必要条件。

已婚受访者（不育晚育、少育和育有2个及以上孩子群体）被问及生育支持政策（如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对其生育计划的影响。超过两成受访者认为政策产生积极影响，但超六成认为政策无影响。已育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群体对政策评价最为积极，约三成表示政策有利于其生育计划。各群体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各异：不婚晚育群体重点关注“发放住房津贴或配售公租房”及“完善孕产期保健服务”；不育晚育群体倾向于“弹性办公或居家办公”和“延长女性产假”；少育群体看重“发放住房津贴或配售公租房”和“弹性办公或居家办公”，反映出对再生育后住房需求增加和时间成本上升的关注。

作者建议，应精准把握不同群体对生育支持政策的实际需求和效果评价，针对性地制定和优化相关政策，有效缓解各群体婚育压力，切实解决他们在生育问题上的个性化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