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教师生涯只有短短10天，便不得不因为身体吃不消，精神也越发紧张，仓促地按下了结束键。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脆弱，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直到看到同事一见面就“垮了”的状态，听到老教师劝她快走，“以后只会越来越累”，她突然意识到，老师们正面临着一种集体困境。

基汀老师在课堂上，这部电影的另一个中文译名是《春风化雨》

如今，这个教育中最重要的群体，正长久地忍受着大量教学之外的琐碎工作，被形式主义包围，承担着来自多方的精神压力，甚至连能有1/3的时间用来教书都已经是一种奢求。

从早忙到晚的老师

王若然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讲完这10天的经历。

从师范类院校毕业后，王若然今年9月入职湖南省的一所初中。开学的前一天中午，领导临时通知她当班主任。她和另外一位更加瘦弱的女老师又被叫到学校。一个下午的时间，两个人从图书馆搬了1500本书到教室，“像迎接幼儿园小朋友”一样，一本本分到座位上，把书用彩带扎好，再给每个人吹一个气球。

之后的每一天，王若然的日常为：早上7:30到校，7:40开始给每一个迟到学生的家长打电话询问孩子为什么没来。午饭时间，站在教室外等学生排好队，整齐地去食堂的指定位置吃饭，“这也是要纳入考核的”。

下午把学生们送上校车后，她来不及吃晚饭，先去开会，记录会上领导说的每一句话，好确保第二天在班级原封不动地重复一遍。

晚上8点回到家后，她打开微信，要求家长接龙孩子是否到家，“谁没回复还要马上问一下”。晚饭后，她开始将“各种表格”从学校工作群转发到家长群，催促家长填写，收集信息汇总，妈妈一起帮忙，母女俩都要忙到11点。日复一日。几天内，王若然本就只有80斤的体重又掉了5斤。

学校要求每个老师在整个学期完成对每个学生的家访，“算了一下平均每周必须去两个学生家，周末根本没法休息”。一刻不停的繁忙让王若然感到无法承受的痛苦，“看到微信就头疼”，她开始把微信隐藏在手机桌面的最后一页，靠微博私信与朋友聊天。领导的办公室和王若然的班级只隔着一层楼，可她在工作时间，“忙到从来都没有时间爬上这一层楼，辞职都只能晚上通过微信告诉领导，我真的当不了了”。

很多老师都有着和王若然类似的经历，他们的工作、生活被大量非教学任务填满。教书育人，似乎已经成了老师最无暇顾及的事。据本刊不完全统计，老师们的任务包括：

填表，各种各样的表；

投票，深圳一所初中的年级主任李颖在三天内组织家长进行了三次投票，分别是支持教育工会的某一个节目、推选工会年度教师、消防宣传，“跟学习一点关系都没有，多如牛毛”，如果投票数量没达标，班主任还要负责；

接龙，任何事情都要家长接龙，学生晚上到家要接龙，收到通知接龙，已投票也要接龙；

留痕，近年来，中小学开始流行对教师进行痕迹管理，要求一切都要留痕。班会课每讲一页PPT都要拍照，李颖称自己的手机照片一翻全是截图，电脑文件里堆满了班会照片，一打开电脑，学生甚至都下意识地问：“老师，要不要拍照？”黑龙江的高中老师杨雨涵也举了一个例子，学校刚刚开会通知，如果班级发现男女生交往现象，班主任与他们的谈话必须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这样以后处理的时候有记录，家长就会哑口无言”；除此之外，开会、刷课、手写教案、帮学校种地等任务也没完没了。

不少老师表示，最惨的配置是班主任+语文老师，除了要完成上述任务，语文老师还常被默认为写作能力强，要额外承担许多写材料的任务。杨雨涵细数了一下工作一年写过的材料：数不清的微信推送、校长发言稿、疫情时期学校给所有老师的一封信、校庆成果展示册……“只要涉及文字的都会找你，任何主任都可以随时加你微信，给你派一个急活儿。”

当然，其他老师也并不好过，一些音乐、心理老师被安排处理行政工作。王若然提到自己有一个朋友是体育老师，被安排为“体育带头人”后，上示范课、开会，办公地点从体育场转移到了电脑前，“每天从早忙到晚”

不幸福的老师，教不出幸福的孩子

几乎每一位老师都强调，如今给学生上课反而是最轻松快乐的事，可备课教书只能“挤时间”来做。

在正式入职前，杨雨涵曾在目前所在的高中实习了几个月，她回忆起那时候每天的任务特别简单，只需要听课、批改作业。她常常花一整天的时间看教材和参考资料，再去搜索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论文，尽可能完善自己的课程。杨雨涵热爱读书，信奉理想主义，认为语文课“不应该太功利”，如果学生能因为一节课喜欢上一个诗人、某部作品，爱上文学，“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意义”。

可真正成为老师之后，她发现自己“白天根本没时间备课”，晚上也总要忙到12点，睡眠时间都不够，只好直接在网上找PPT教案“照本宣科地讲”，输入的东西少了，课堂输出也很无聊，她感到失落，也时常觉得对不起学生，“匮乏感”特别强烈。

带班的第一天，讲完学校安排的PPT后，王若然给学生们讲起了古人名和字的联系，“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玉字旁，代表了父母对他品质高洁的期望”。让王若然意外的是，原本“死气沉沉”的班级突然活跃了起来，同学们积极发言，还主动与她分享自己喜欢的诗人，和学生们的距离，瞬间拉近了。

《死亡诗社》剧照

至今回想起那天的画面，王若然的语气仍难掩兴奋，在那一刻，她曾坚定要做一个好老师的决心，可现实终究让她难以忍受。

得知可以离职的那天，王若然没有告诉学生，听到他们动笔的唰唰声，她偷偷抹了眼泪。等到学生们都放学离开，她反反复复地回到教室整理物品，“总觉得我是不是还有东西没拿”，后来才意识到，是自己舍不得走。

李颖感慨，按照百分比来算的话，老师们能有1/3的时间在搞教学就已经很奢侈了。很多老师有提升自己、教书育人的愿望，实际却存在很大的落差，这更加重了老师们的心理压力。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李颖刚刚安慰完一名情绪崩溃的老师。这位老师教道法，又是班主任，学校安排她出期中考试的试卷，同时又要排练运动会的方阵，“活儿特别多”，结果试卷出了一点小错误，领导批评了她，还让她马上写检查。

李颖数了一下。成为年级主任的这两年，20名新老师，有10多个老师到她的办公室哭过，而且不止哭过一回。老师们的精神状态普遍很差，“没什么满足感”，基本上没人可以在规定时间下班，哪怕一开始很有干劲，过一段时间再见到，脸上写满了疲惫，有些甚至直接辞职走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在近年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老师中，超过80%反映压力较大，近30%存在严重的工作倦怠，近40%心理状况不佳。

日慈公益基金会是广东省一个致力于青少年儿童心灵成长的慈善组织，机构最初本将老师视为开展心理课程、递送服务的重要一环，却在公益实践中越发注意到老师们正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从今年开始，日慈开发了线下减压工作坊、线上课程等专门针对教师的心理支持项目，并访谈了河南、湖南等多地的几十位老师。他们发现，老师们的职业倦怠普遍强烈，“也有一些老师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患上了诸如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项目负责人王强每天会跟很多老师打交道，他总结了老师们普遍的心理困境。一是除了学业考核的压力，很多年轻老师在初入职场时期待自己的成长，却常常因为完不成学校布置的任务，陷入自我否定。二是工作的繁忙让他们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李颖也曾提到，自己很难抽出时间陪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回到家里也因为工作一肚子火气，有时对女儿会控制不住地发脾气，事后心里又充满亏欠。

此外，老师们正在承受社会层面上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几年对老师的要求和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只要学校里出了一点事，老师和学校就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只能在工作中谨慎再谨慎，生怕什么行为刺激到了学生、家长或是上级领导。

老师的疲惫与压力，也会进一步传导到学生身上。他们容易把课堂上的一件小事放大，也更容易因为学生的言行发脾气，或表现得很严肃。一位老师曾和王强分享，自己有一次上课状态很差，便有学生下课后过来询问，反思之后，她选择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向学生们道歉。

心理上的焦虑，也进一步影响到身体。杨雨涵去年体检时第一次查出了乳腺结节，工作一年以来，她几乎每一轮流感都会中招。她提到自己的一个学长，因为常年熬夜压力大，免疫系统紊乱，血小板数值下降到1，差点有生命危险，住了两个多月院才好转。

为教师减负

更让老师们感到头疼的，是这些形式主义不仅仅在教学范围内，任何部门都可以给他们分配任务，无权拒绝。

去年5月，一篇《只有畜牧局没有给老师布置任务》的文章在老师们的朋友圈刷屏。文中统计了政府部门给老师派发的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反诈、卫生、综治民调、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社区卫生检查等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和团队曾在不同地区学校进行过调查，发现现阶段中国基层教师的工作量处于严重超标状态。行政部门每年给中小学的发文数在700份到1700份不等，很多文件都是层层转发，而且不少都是与教育教学不相关的事务。

“在现有的学校管理制度之下，学校是属于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这一隶属关系使得许多学校对行政部门的要求难以回绝。因而，行政部门对学校的发文和指令逐年增多，几乎每个部门都能把自己的工作派给学校和一线教师，导致他们不堪重负。”储朝晖分析。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老师们不得不成为“十项全能”，不仅要教育学生，还要教育家长。李颖提到，她所在的学校几次接到警察的电话，“家长在路上骑车送小孩没戴头盔归我们管，甚至家长被诈骗了，警方都要求班主任提供截图，追问我们有没有做好宣讲。”这更加剧了老师和家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老师不开心，家长更不开心，教学的权威也逐渐被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消解掉了。

李颖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在教学岗位已经18年，做过10年班主任。十几年前，老师们的任务还大体没有跳出教育的框架，跟家长也没有如此频繁的联系。似乎一切是从新冠疫情之后，网络教学普及开始变味的，一切都要在网络上留痕，形式主义的任务“有增无减”。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变成了服务行业”，任何人都可以投诉老师，给老师安排任务。

事实上，国家近年来一直重视教师减负。2019年年底，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明确要减掉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包括减少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内容。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事项实行清单管理。

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精简、严格规范各类“进校园”专题教育活动，有效排除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可现实却是老师们的负担越来越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教师的非教学负担为何减不下来？这是因为给教师减负的，正是给教师布置行政性任务的行政部门，这让减负陷入悖论，只停留在文件和形式上。“要切实给教师减负，不能依靠文件减负，而必须改革对教师的管理与评价体系，由行政部门主导教师考核、评价，转为建立教师专业共同体，对教师进行专业评价。”

而在储朝晖看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教师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特别是教学的自主权、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没有得到保障，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学校。“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教育的本质。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格健全的下一代。任何具体事务、行政指令都不能凌驾于这一目标之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若然、杨雨涵、李颖为化名）

来源：天下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