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曾强调“承认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重要前提”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

中国台湾网11月30日讯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在中美建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华，与中方携手促成了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2023年7月，访问过中国一百多次的百岁基辛格再次访华，他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关乎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据报道，在基辛格访华50年的纪念大会上，当时98岁高龄的基辛格强调，1971年中美实现关系“破冰”的重要前提是，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国视台湾为本国的一部分”，这是奠定中美关系的前提条件，美国承诺不会挑战这一立场。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两国都应该明白，这一两国关系的前提条件依然有效，“甚至比当时更有效”。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

1938年，他移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2年获文学硕士、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51年至1969年，基辛格任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

1969年至1974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9年至1975年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至1977年任美国国务卿。

他曾获197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基辛格博士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他秘密访华，与中方携手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

在中国人的当代国际视野中，个子矮小的亨利·基辛格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存在：在历史的亮处，他参与制造了中美苏大三角架构，介入了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启动过程；在历史的暗格中，他的密室式智谋和对巨大权力的功能性使用，也与东方传统的政治运作习性不无投契。

基辛格博士在中美关系上的贡献，既源自其历史角色的造就，也是其性格使然。

10月24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年度颁奖晚宴，两国领导人向晚宴致贺信。

晚宴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颁奖，表彰他为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

百岁高龄的基辛格在接受颁奖时，全场嘉宾报以持久热烈掌声。

他在获奖致辞中说，“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

基辛格呼吁美中两国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正如我50年前所相信的那样，我们能找到克服困难的出路”。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曾为基辛格写作传记《基辛格传》，从这本书中，我们能更深入了解基辛格在历史上的角色和贡献。

《基辛格传》，[美]沃尔特·艾萨克森著，朱敬文/李耀宗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9月。

基辛格的复杂性

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于这位上世纪70年代全球权力最大的人的评价截然对立。

基辛格在他的历史时期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叙利亚入侵约旦、古巴导弹危机、越战、中情局推翻智利当选总统阿连德、石油危机中淋漓尽致的“杂耍术”，有人敬佩有人憎恨。

憎恨甚至深入到了基辛格的私人生活当中。

不少人对于基辛格的社交既饶有兴趣又大加抨击——这表明的或许是一种弱者的姿态。

无论对基辛格做出什么评价，很可能都是不全面的。

基辛格的政治巅峰期时处冷战，两大集团对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资源进行公开或不公开地争夺，意味着明确的战略目标，意味着大量的谋略需求。

而基辛格的欧洲犹太后裔背景、思维方式和出众智商，都与这样的时代适配。

他既有构建格局的能力，也有对权力极致运用的能力。

在这样的非共存时代，关于国际法理性和谋略正义性的质疑，往往是苍白的——如同对于苏秦、张仪进行道德考究。

但在后冷战时代，基辛格的政治经验和立场就显示出不相融合之处。

“历史终结”以后，一度人们认为一个诗意化的时代将要到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只是其外在表征。

在这个新时代，谋略和传奇都已不再有过去那样的庞大市场。

而基辛格的智慧感和权力感也多少会令政治同仁生畏。

因此，自福特政府末期离开政府之后长达30多年里，基辛格只能在野。

他仍然有能力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但是，在新时代，他所受到的尊重，更多像是对于政治遗老的赐予。

现实主义的基辛格，在理想主义的时代有点黯淡了，而在当年在暗格中的作为，则被凸现。

均衡外交

基辛格的政治生涯，不是笔者要讨论之处，尽管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一书中做了鲜活的阐释。

在那些关于基辛格为人熟知或不知的故事所累积起来的厚重人生背后，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

基辛格的外交思维在今天还适用吗？

作为美国对华政策最著名的“鸽派”，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读者就更有价值。

基辛格的外交理念，营养于欧洲保守主义的池子中。

在大学时代，基辛格就对德史学家施本格勒倍感兴趣。

在施本格勒看来，历史的发展是遵循生物生长的自然法则的，因此，西方文化注定没落，它将成为大规模生产和实利主义的牺牲品。

从日后基辛格的政治历程看，施本格勒的影响力显而易见。

施本格勒或许还灌输了成长期的基辛格一种内在的使命感——他需要在这个世界做一些事。

基辛格的使命感，最终通过传奇式的打开中国之门和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得到了满足。

这些成就，也造就了他外交理念的系统性——均衡外交才是最有价值的追求。

19世纪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则为基辛格提供了现实的成功版本。

梅特涅最大的成就，就在外交方面。

他通过长袖善舞，保证了日落西山的奥地利保持与其实力不相匹配的大国地位，持续了近100年。

这个成果一定会让基辛格着迷——当基辛格被尼克松从政敌提拔为盟友并执掌美国外交大权时，基辛格似乎面临与梅特涅相同的情况：苏联在航天、工业、GDP各个领域都在发起进攻。

相较而言，美国处于守势，施本格勒预言的“西方的没落”似乎正在实现。

历史和现实都在暗示：唯有均衡外交才能救美国。

基辛格使用的一切外交手腕及努力建立的网络，思维基点都基于此。

从这个角度说，“乒乓外交”创造的“小球转动大球”，并非历史偶然。

“在一切衰败不堪的时候，我们为美国保住了一些元气，这是我们的功绩所在。”基辛格后来总结。

基辛格对于中国外交，既是他者，又不是他者

无疑，源自埃德蒙·柏克、发韧至梅特涅并由基辛格继承的欧洲保守主义，加之施本格勒的历史命定论，与美国的主流世界观有内在冲突。

美国的主流世界观，就是以新罗马帝国自命。反映到外交政策上，在里根时代以后，推行的美式价值观代替了基辛格时期的均衡外交。

里根－撒切尔主义结束了冷战并成为胜利的一方，进一步巩固了之后历届美国政府的“价值观外交”理念。

一极独大时代，这种带有攻击性的美国外交方针似乎并没有付出多大成本。

但是，自小布什时期以来，美国的非均衡外交的危险性开始出现。

与“老欧洲”的一度疏远，与中俄关系的沉浮，都在反证均衡外交的某种必要性。

这种必要性，随着金融危机而更加突出。

从中国角度看，基辛格基于实力的均衡外交政策迄今也是有建设性的。

中国与外部打交道的许多重要经验，其实也建立在对均衡外交的认知上。

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创造了对外关系的固定模式。

基辛格对于中国外交，既是他者，又不是他者。

他具有超越中美外交史的思维。

尽管这种思维是经验的总汇，但在今天，却因为时代的变化而仍然具有超验性。

从这个角度说，基辛格对于中美关系的思维，已经穿越了历史的明暗，仍然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