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江健三郎走了：视鲁迅为精神导师，一生反对军国主义

他是鲁迅的“粉丝”

2009年1月16日，位于北京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内，人们突然发现，在此走访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不见了。

经过一番寻找，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旁边的一侧蹲了下来，泪流满面。

后来，在观看鲁迅手稿时，他也是匆匆看了一眼就赶快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绪失控，影响身边的人。

事后，大江健三郎解释说，那段时间，他的好友、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刚刚去世，他的写作又遇到瓶颈，感觉自己快要抑郁了。

因此，他才会在鲁迅博物馆看到鲁迅雕像时触景生情。

这场旅行也是他特意安排的，目的就是希望鲁迅能够给予他一些力量，让他摆脱灰暗的情绪。

3月13日，据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去世，享年88岁。

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也被认为是一位极其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家。

他的作品思想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影响，有着存在主义思想的的影子，同时，中国的鲁迅、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对他的人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把从不同文化中获得的养分汇聚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文字展现着生活在不同角落里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提醒人们，在面对人类灵魂中的黑暗和生命中的无数挫折时，应该怎样自处。

正如他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所提到的那样：“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

中国与鲁迅：割舍不掉的情感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大江健三郎生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和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从1960年起就开始来中国走访，据不完全统计多达6次。

他曾受到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与巴金、莫言这些作家成为忘年交。

而这种缘分，最初是来自与他和鲁迅割舍不掉的精神联系，后来，这种与中国的缘分不断地延续、续写下去。

从幼年时期开始，鲁迅的作品就在大江健三郎的身上留下了印记。

大江健三郎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到过中国，在北京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父亲还给他讲过茴香豆的“茴”字是如何写的。

在他九岁时，酷爱文学的母亲送给他一本岩波文库出版的鲁迅小说集。

少年时期，他就对《孔乙己》这篇小说印象深刻，也想长大后成为小说中那个“讲故事的少年”，去观察社会和人类。

23岁，大江健三郎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准确地描绘了日本青年那种徒劳又有些有气无力的精神状态，这篇小说，也受到了鲁迅短篇小说《白光》中的一段情节的启发。

小说发表后，他兴奋地拿给母亲阅读，但母亲却不为所动，告诉他说，她曾经希望他以鲁迅的《故乡》为标杆进行文学创作，但他的水平还差得很远。

换成其他人，在家人的这种严苛责要求之下，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质疑。

不过大江健三郎没有这样想。

他严格按照母亲给他的高要求，去践行自己作为一名职业作家的责任。

很快，他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

1958年，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

此后十年间，他不断有优质作品问世，1967年，他的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轰动文坛，故事通过具有神话色彩的表现方式，建立起现实与历史的连接，虽然他没有提到这部作品与鲁迅的联系，但很明显，这种手法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960年，大江健三郎第一次访华就见到了郭沫若以及巴金、老舍、茅盾和赵树理等人。

2005年，巴金去世时，大江健三郎撰文悼念称：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而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友情更让人津津乐道。

早在大江健三郎1994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世界文坛推荐莫言的作品。

到了2002年，大江健三郎终于来到了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他与莫言的家人见面，一起吃了饺子，相谈甚欢。

大江健三郎觉得，他和莫言都是从自己出生的小村庄出发，把离开家乡后的感想和伤痕，通过文学手段一起推向世界，从这一点看，他们二人十分相像。

挫折中成长的勇敢者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具有极高的世界性，这体现在他作品中的人文主义视野上。

在回忆自己的写作道路时，他曾讲过一个有些特别的故事。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成为作家，无非是因为想要模仿一些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在他的讲述里，他最初想要成为的人并不是作家，也不是当时男孩们成为的飞行员，而是一位名叫河野的校工那样的人，这个人貌不惊人，年纪也大，但曾经在一次野狗袭击事件中挺身而出，救下了三个孩子。

某个角度上，这种心理状态奠定了大江健三郎作品精神的基础。

这种心理与他的成长历程有着相当的联系。

大江健三郎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生活环境优美，还有数不尽的藏书。

但父亲在他少年时突然去世，也大大影响了他的家境。

在母亲的督促教育下，他坚持阅读学习，并考上了法国文学专业，开始沉迷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

少年时期，父母对他的教育，让他对美好和正义始终能够勇敢地坚持，而家道中落的经历，也让他开始对现实产生关注。

他希望自己的文字不仅仅是书斋里的游戏，更要直指现实，探索出一条精神的路。

而现实似乎也在不断考验着他，验证着他。

20世纪60年代，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出生，大江光患有先天脑残疾，为了给孩子治病，大江健三郎耗费了极大的心力，但是收效甚微，他自己也差点为此轻生。

在他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等作品中，都彻底地描写了这种内心煎熬，其中甚至有人性黑暗、的恐怖一面，和很多“恶”的心理。

但最终，主人公依然选择战胜这种灰暗和煎熬，坚持着走完人生的路。

事实上，他的文字也影响了他和家人的生活选择。

后来，大江健三郎和妻子一直坚持为儿子治疗，三口人一直生活在一起。

大江光奇迹般地克服了先天残疾，成长为日本知名的作曲家，大江健三郎也在儿子的激励下，走遍了广岛地区进行调研，并完成了《广岛札记》的写作。

这种由挫折而来的力量似乎一直在激励着他。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江健三郎又持续创作了近30年，打破了日本人常说的诺奖“死亡魔咒”。

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对残疾人士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他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是日本知名的反战派，经常发表反战言论，呼吁人们正视历史。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访问中国时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座谈。

他一生都在反对军国主义。

大江健三郎的一生其实也充满矛盾，陷入内心的晦暗，也一直在光明，一直反战，在日本国内也曾备受争议。

也正因为这些复杂、真实而有力的经历和作品，他才能打动了全世界的读者。

正如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授奖词中说的那样，大江健三郎以“以富于诗趣的表现力，创作出虚实结合世界，以震撼读者心灵的方式刻画出现代人的困境。”也正如2009年近乎抑郁的他，也会努力地坐上飞机来到北京，到鲁迅的石像前，在心里说一句，鲁迅先生，请救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