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位知情人士的不完全统计,高峰时期在印度中资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国人大约有1万多人,而现在仅剩约一两千人。一些企业由于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已退出了印度市场。
复杂的印度
一位熟悉印度税法的中国律师对记者说,这些年印度的反避税措施用力较猛,微软、诺基亚、IBM等巨头都曾被追缴过巨额税款。
2007年沃达丰公司收购了和记黄埔旗下的印度通信公司,就曾因是否需向印度缴纳巨额税款而打上法庭,“从地方法院打到高等法院,又打国际仲裁,历时15年最终以印度政府败诉而告终。”“印度人自己也说,印度税法的复杂程度恐怕在全世界是第一名。”前述中资企业负责人感叹。
即便是非营利机构,每年也要聘请专门公司,提供税务、账务、审计、合规等方面的服务。
稍有疏忽,就是违规金额10倍-12倍的罚款,普通公司的合规成本还会更高。
过去美国、日本等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较早,拓荒同样苦不堪言。
林民旺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告诉记者,外资企业遇到和印度地方各级部门的纠纷时,往往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层层上诉后,正常经营的外资企业赢面很大。
但也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因此,经常性撤出、转手资产的欧美企业也不在少数。
但印度的神奇之处在于,总让人觉得有希望。
它把人逼走,又总把人吸引回来。
韩国钢铁企业浦项、美国沃尔玛等公司都曾在走与留间多次摇摆。
尽管现实困难重重,但对于许多中资企业而言,放弃印度仍然不太现实。
一方面,印度依然市场广阔,人口规模庞大,经济增速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位居第一;另一方面前期成本已经投入,不可能轻易撤退。各类灵活的经营方式层出不穷。将公司注册成新加坡公司再向印度注资,或者直接在印度成立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透露,他的公司名义上是完全的印度公司,股东、董事都是印度人,但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人。这些印度人只是挂名,每月领着不错的薪水,对公司事务一概不知。李钦为有意向投资印度的中国公司提供合规服务,他感受到,今年以来咨询的公司又多了起来,其中主要是跨国企业及不得不随之迁徙的供应商。“即便有FDI的限制,它们也愿意排队等待。”据印度媒体报道,截至6月29日,印度批准的涉及中国实体的FDI申请仅80项,而自限制施加以来中资企业提交的申请为382项,批准的比例仅两成。难,但还有一条窄道可以通过。
事实上,在印度限制中国直接投资后,一片片新的工业园区仍在印度土地上拔地而起。
TCL的电视与显示屏产线、OPPO、vivo等多家中国电器及电子企业的新园区都将落地。
热火朝天的景象背后,或许意味着中印间的纠葛比想象中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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